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性灵的冲动—我冲动故我在

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

 
 
 

日志

 
 
关于我
郑伟  

公民,教师,专栏作者,教育酷儿。长期徘徊于教育与学术之间。近十余年来出版有《教育苦思》、《疯人教育日记》、《教育生态学》、《重新发现教育》等书,《极权主义宝典》、《红色极权的黄昏》、《酷儿视域》、《教育奇论》和《坎南的救赎》五本书稿尚待出版。本博客的全部文字均属博主原创,版权属于博主个人所有。网友引用时请注明原文作者及地址,谢谢合作!欢迎媒体编辑采稿约稿!

网易考拉推荐

理性与激情  

2008-05-07 10:03:0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记得柏拉图写过一个神话,对理性与激情作了一个比喻:人是车夫,灵魂是马车,由二匹马拉着。一匹马高贵冷静,受过良好训养;另一匹马卑劣狂躁,堪称野马。在这个故事中,柏拉图用高贵的马指理性,玩劣的马则指冲动的欲望。人要驾御好这辆马车,处理好理性与冲动之间的关系,确实非常困难。

    史铁生承认,有个问题他百思不得其解:“人应该更崇尚理性,还是更尊重激情?”依我看,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首先判断理性与激情谁更重要。

    激情即是一种冲动,冲动是一种非理性。理性与激情的问题,即可看作是理性与非理性的问题。我们知道,在人类的思想史上,笛卡尔是杰出的理性主义大师,而尼采是典型的非理性主义代表。那么,欲判断理性与非理性谁更重要,如同判断笛卡尔与尼采谁更重要一样。类似地,赵匡胤开创大宋,朱元璋缔造明朝,宋朝与明朝在历史上谁更重要?问题是,我们能判断吗?需知,赵朱缺少其一,历史将会断裂,时间将会停滞;笛尼缺少其一,人性将会分裂,人格将会畸变。假如说,赵朱二人共同构建出了历史,那么笛卡尔与尼采共同丰富了人类思想,理性与非理性则是共同构成了人性。

    其实,人好比大海。理性是海底的水体,它是冰冷的,呆板的;非理性是海面的浪花,它是热情的,奔放的。没有浪花的大海,只是一潭没有生气的死水;没有浩瀚水体的浪花,只是一团没有意义的泡沫。没有了理性或激情,人类的生命要么会成为生物意义上的延续,要么会失去人类存在的特殊意义。在这点上,史铁生比我说得更剀切细致:“没有激情,人原地不动地成了泥胎,连理性也无从发展;丧失理性,人满山遍野地跑成兽类,连激情的美妙也不能发现、不能享受了。”

    以特定的某人来说。某人遇事冷静,即使天塌下来也不会惊慌失措,所以他是一个理性动物。但在另一种场合,他则可能情不自禁号啕大哭,或忘乎所以开怀大笑,表现出极端的非理性趋向。尽管有着反差极大的表现,他也不失为正常之人。可见,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体,具有双重性和复杂性。

    理性总是扼制激情,激情总是突破理性,二者始终保持着张力,这种张力才使理性与非理性并存于人性之中。我们不妨再来思考其它一些问题:没有生何以死,或没有死何以生?没有是何来非,或没有非何来是?没有男何来女,没有女何来男?·····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在这些哲学范畴内,矛盾双方具有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关系,所以我们不应孤立地看待一方,而是应该以一种辩证的和整体的观点来看问题。人,本来就是一个矛盾的或连续的统一体。

    非此即彼走极端的思维方式,只会将人引入死胡同。思维方式出了问题,思想就不会有结果。所以我相信,如果史铁生沿着自己的思维走下去,他的问题是永远找不到答案的。

    我曾写道:“理性意味着秩序与规范,但也可能意味着僵化与教条;冲动可能意味着混沌与破坏,但也可能意味着激情与创造。”我对自己的观点毫不怀疑,我也始终相信,僵化中存在着规范的惯性,混沌中存在着创造的生机。

    社会秩序需要理性,但文化艺术需要激情。那么问题是:人类社会,没有秩序行吗?没有文化行吗?答案是,都不行。

    不过,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的情况显得比较特殊。我们可以通过中西方文化的对比及提出现实的社会问题,来分析一下中国人的理性与激情。

   众所周知,西方文明的发展主要有两条线索:科学理性和宗教信仰。科学这条线索主要源自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宗教的线索主要源自希伯来人即犹太人的信仰精神。中华文明沿着另一条线索发展,缺乏科学理性精神,因而于两千年后的今天,中国在科技水平上远远落后于西方世界。

    中国也缺乏法律理性。中国是“人治”国家,而不是“法治”国家,这是毋庸置喙的事实。孔子的理想中的“大同世界”,是靠“仁”与“爱”来维系的,所诉诸的是人的情感。古希腊罗马时期有个斯多亚学派,也提出了“世界城邦”的理想。不过,它诉诸的是人的理性,根据理性制定的规定就是法律。所以,“世界城邦”的理想是基于法律的。

    虽然中国缺乏西方那种科技理性和法律理性,却人不缺乏“处世理性”或“伦理理性”。中国由于长期受专制统治,尊卑意识浓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等都是中国人典型的处世哲学,这些都反映出中国人“处世理性”。这种“处世理性”虽然对维系社会稳定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但压抑了个人文化的生长,使中国的社会文化心理具有很多消极的特征。

    西方文化中有一种明显的理性精神,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文化中没有非理性精神。休谟就认为理性服从于感性,他说:“理性是,并且应该是感性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之外,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职务。”罗素曾指出,休谟的学说代表着理性精神的破产,成为非理性思潮大爆发的前兆。后来,欧洲果然发生了非理性思想的潮流,20世纪也就成了“非理性世纪”,涌现出了叔本华、尼采、萨特、弗洛伊德等一大批非理性主义思想家。

    尼采是非理性潮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古希腊文化包括了两方面的特质:酒神阿波罗代表理性,而酒神狄奥尼索斯则代表了非理性。古希腊崇尚理性精神,为西方科技发展埋下了根基,而古希腊崇尚非理性精神,则直接带来了它的文化艺术的繁荣。尼采认为,酒神精神体现了酒醉后的生命原始冲动,而有原始冲动的生命才真正具有生命力。生命哲学大师伯格森也有句名言:“理性的特点就是无法理解生命。”在他看来,生命是绵延流动的,充满激情的,这些原始冲创力或生命激情正是文化艺术的源动力。连马克思也说:“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所以我看不出非理性有什么不好。中国人由于传统文化而缺乏激情,其理性也只是囿于“处世理性”,因此要在文化艺术诸领域取得发展,在今后的很长时间内,中国人还需要非理性的激情。

   马克思·韦伯还提出过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他认为,这二者之间应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价值理性的重要性也就凸现出来。早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指出过:“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科技理性是冰冷的,它无情地征服着自然,而价值理性将生态伦理纳理性之中,体现出了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伴随国民经济的增长,往往是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等一系更为严重的问题,此时我们若没有生态伦理,只是盲目追求GDP数字,那么国民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梦想只能是肥皂泡,由此我们留给后嗣的,也必将只是满目疮痍的生态。所以,价值理性对当今中国人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评论这张
 
阅读(1141)| 评论(14)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