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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灵的冲动—我冲动故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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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伟  

公民,教师,专栏作者,教育酷儿。长期徘徊于教育与学术之间。近十余年来出版有《教育苦思》、《疯人教育日记》、《教育生态学》、《重新发现教育》等书,《极权主义宝典》、《红色极权的黄昏》、《酷儿视域》、《教育奇论》和《坎南的救赎》五本书稿尚待出版。本博客的全部文字均属博主原创(除"他人眼中的我“和“引用”栏目外),版权属于博主个人所有,不得非法印刷。网友引用时请注明原文作者及地址,谢谢合作!欢迎媒体编辑采稿约稿! QQ:8205409 电话1388105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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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未能挽回的事实”负责  

2010-03-25 10:44:55|  分类: 教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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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就应对一切未能挽回的事实负责。

                                         ——萨特


钱理群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从北大毕业后,他下乡在贵州呆了十八年,度过了人生中最宝贵的一段光阴。当时是文革期间,他所经历的社会变迁与政治风波,在他心里永远留下了烙印,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学术生涯。他把学术与生命融为一体,将学术与精神整合起来,用他的话来说,他把苦难转化为了精神资源。

他讲述到一个故事。文革期间,由于出生不好,并擅自解释马克思主义,他曾被打成“反革命”。一位与他并不熟悉的女子,出于良知站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结果被打成“为反革命分子钱理群辩护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在被羞辱后的绝望之际,这位女子投湖自杀了。她的死,给他留下了无尽痛苦与悔恨。为了纪念她,他写过一篇文章《压在心上的坟》,并喊出了一句:“在无辜的青年面前我有罪!”所以,他开始有了一种罪恶感,觉得自己欠了年轻人的债。

钱先生的学术领域主要包括鲁迅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20世纪中国经验的总结与反思等。这当中,自然包括了“文革”研究。对于“文革”这段历史,他没有把一切都推给环境,借此来证明自己的无辜。钱先生非常爱惜青年,他曾说“如果我们这个国家没搞好,出了很多问题,那是成年人的责任,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文革不是年轻人的责任,而是成年人的责任,是成年人欠了年轻人的债。于是,他自己主动承担了这种债务,成为20世纪中国痛苦遗产的继承人。钱先生能承担吗?重要的不是他的能力,而是承担债务的勇气,是关心精神文化的情怀。萨特曾说,“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就应对一切未能挽回的事实负责。”从这点来看,钱先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当之无愧的,他已经做了力所能及的事了。虽然他也感到了自己的无能,但我们必须知道,一个人总是在历史条件束缚下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钱先生也是北大教授,也算是教师。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表现出的反思与批判精神,他身上的那种坦诚与纯真,足让我们这些教师羞愧。

钱先生在一次博士生面试中任考官。一位学生口气很大,没有经过多少论证就得出一个可怕的结论。在钱先生看来,这个学生很狂妄,他认为自己很懂学术,其实漏洞很多。当时不知怎么地,钱先生变得非常生气,便利用自己的知识优势,连续问了他几个问题,并严厉地训斥他。不过,这后来成为了压在他心中的“坟”,让他一直感到愧疚。在他看来,这种以权威和霸道来训斥学生,是一种精神虐杀,它可能会影响了学生的前途。

钱先生后来说,此事给了他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不能以教师的权威人格来欺压学生,一定要与学生保持平等的关系。假如说,钱先生的学术研究是为社会承担起了“不可挽回的事实”,那么作为教师个体的钱先生,也愿意承担起那个属于自己的“不可挽回的事实。”钱先生说,如果能再遇到那个学生,他一定会跟他道歉的。凭着钱先生的理性与良知,我相信钱先生一定会那样做。

在我们的生活中,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其中一些事情难免错误。做教师工作,说起来只是一种职业,但毕竟更是特殊的职业。教师的一句话,可能毁掉学生,也可能挽救学生。如果这样一想,我们教师该承受有多少压力?我们教师的一点稍微疏忽或大意,完全可能让一个生命枯萎甚至逝去。

因此,教师这个职业需要反思。工作没有做好不要紧,重要的是要善于反思,敢于承担起不可挽回的事实,并在今后的工作中时刻谨记,我们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同时,教师也应该努力成为知识分子,敢于为历史卸下重担,为整个社会承担起义务,为学生的精神的健康发育承担责任。

总之,只要是知识分子,那就必须为一切未能挽回的事实负责。


后记:

上次范跑跑跟我论及钱先生时说,“你的文字差,钱理群的文字也差。”听罢,我大笑。本来,喜欢批评是跑跑的特点,我可以理解。他批评钱先生没什么,批评我更没什么。不过,不知何故他竟把我跟钱先生相提并论。我算什么?怎么能跟钱先生相比?看来,跑跑的思维有时也跳跃啊。

跑跑认为钱先生的学术不算很高,所以对他才有些微辞。对于钱先生的学术,我不想评论,也没有资格评论。我想说的是,人贵在有精神和勇气,学术仅是另一个问题(即使是水平不高,总还可以提高吧?)。有些人有学术,却甘为稻梁谋,不惜牺牲了良知与理性。为官方所收买的精英,大多属于此类,我想。甘为官方所收买,已表明其人格已不独立。当年,萨特拒绝诺贝尔奖,那是何等独立的人格!知识分子的这种独立人格,当下中国有几个人有呢?

钱先生曾混迹于北大北大,也算是体制内的人。不过,他没有丢掉知识分子的良知与理性。单凭这一点,我就很敬重钱先生。希望天下有更多的人能像钱先生一样,为“未能挽回的事实”负起责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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