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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灵的冲动—我冲动故我在

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

 
 
 

日志

 
 
关于我
郑伟  

公民,教师,专栏作者,教育酷儿。长期徘徊于教育与学术之间。近十余年来出版有《教育苦思》、《疯人教育日记》、《教育生态学》、《重新发现教育》等书,《极权主义宝典》、《红色极权的黄昏》、《酷儿视域》、《教育奇论》和《坎南的救赎》五本书稿尚待出版。本博客的全部文字均属博主原创(除"他人眼中的我“和“引用”栏目外),版权属于博主个人所有,不得非法印刷。网友引用时请注明原文作者及地址,谢谢合作!欢迎媒体编辑采稿约稿! QQ:8205409 电话1388105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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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  

2011-01-19 13:53:02|  分类: 杂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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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前写《教师不是知识分子》时,我对知识分子这个领域不甚了解。其实,知识分子一直都是严肃的学术研究领域。无论是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还是福柯的“特殊知识分子”,或是伯林的“刺猬型知识分子”或“狐狸型知识分子”,或是萨义德的“与通行的规范作斗争的业余人士”,或是曼海姆的“自由漂浮者”,各种定义目不睱接林林总总,让人感到仿佛进入迷宫。

   在我看来,知识分子除了有一定的学识之外,还必须有一种公共意识或公共关怀。知识分子,本来就应是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中的“公共”究竟何指呢?我认为,许纪霖的观点比较经典。他认为,“公共”有三个涵义:“第一是面向(to)公众发言的;第二是为了(for)公众而思考的,即从公共立场和公共利益、而非从私人立场、个人利益出发;第三是所涉及的(about)通常是公共社会中的公共事务或重大问题。”1也就是说,公共知识分子就有关或涉及政治、意识形态事项的问题,而面向普通教育的社会民众发表意见,为大众输出一些“扁平化的”,“降低了的”,甚至是庸俗化的理论和思想。

    公共知识分子从事一种“文化生产”,他们的学术水平并非需要多高。民众购买和消费公共知识分子的“符号产品”,并非在于提升自己的修养,或拓宽自己的知识视 野,而只是简单地为了消遣和打发时间,澄清自己的疑虑或强化本人的观点。对于这样不断庸俗化的民众,公共知识分子的任务不是提升文化,而是降低文化,以适 应大众,正如波斯纳所言,“公共知识分子商品不仅是信息商品,也属于娱乐商品和协同商品。”2可见,公共知识分子必须通过媒介“与民同乐”。有了跟民众的“亲密接触”和“调情”后,才能兜售出包含在娱乐商品中的思想观念。

    公共知识分子出售的“符号产品”是一种“信用品”,而不是“检验品”。检验品是购买消费之前可以大致察知其质量的产品(如,鱼头火锅不需品尝便一眼可以看 出);信用品却有所不同,因为你无法事先了解它,只有在购买消费后才能了解。根据经济学原理,人们在不知产品质量的情况下,会趋向于以原材料来替代产品本 身。这样,名气、身份、职位等就会在“符号产品”的销售中占据重要地位——只要一听到“博士”或“教授”的头衔,人们立即会油然而生起崇拜;无论是成龙的 哪部影片,只要一听到“成龙”两个字,人们便会蜂涌入电影院。出现这些效应的原因,是因为“成龙”或“博士”作为品牌,在民众心中已经有了“信用”。

    随着专业知识的分化,要做个专业的知识分子是困难的。这样不仅囿于书斋,两耳不闻窗外事,脱离了社会。同时,民众日益走向庸俗化,对专业化的知识不会感兴趣。这样,专业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就会有很大的距离。最具反讽意义的是王选院士,2001年 度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获得者。他在潜心走专业之路时,在民众中间是“无名小辈”,在闲得无聊时却成了“大腕”。在一个《我是一个过时的科学家》的讲演中,他 曾说道:“我发现,在我真正是权威的时候,我不被承认,反而说我在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可是我已经脱离第一线,高峰过去了,不干什么事情,已经堕落到了靠 卖狗皮膏药为生的时候,却说我是权威。”“一个人老在电视上露面,说明这个科技工作者的科技生涯基本上结束了。”究其原因,道理其实非常简单:专业知识分 子是为国家从事研究,公共知识分子却是为民众从事“文化产生”。王选作为科技人才,对后现代文化的特点有所不知,才会有如此的感叹。

    公共事件的社会意义,庸众不能解读,也不想弄懂。他们只是以游戏心态参与公 共事件的评论,这就要求,公共知识分子也要以同样的游戏态度与民众“调情”。在“范跑跑”事件中,国人不是严肃地讨论事件的社会意义,而只是将范美忠弄进 “跑跑之歌”加以恶搞。对此,深谙后现代文化的范美忠并不介意,他也只是跟民众调情而已。通过这些“亲密的调情”,加上“郭跳跳”不知趣的拙劣衬托,民众 对他逐渐开始有了认同和理解。

    一个朋友跟我说,你可望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朋友并不知道,做公共知识分子也是有条件和代价的。波斯纳就认为,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必须付出三项成本。第一项是机 会成本,即“面向社会公众写作、或者参加其它定位于社会公众的表达性活动所耗费的时间”。布尔迪厄的符号资本理论认为,本来是特定领域的符号资本会流通起 来,成为另一个场域中的资本,甚至转化为社会资本(担任公职)和经济资本(出场费、版税等)。公共知识分子夺取话语权,享有知名度后,开始出任大学的名誉 顾问或荣誉教授。同时,通过收出场费等手段,他们便进入经济流通领域。机会成本意味着耗费时间,要求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当然,除非自己能够运用布尔迪厄的“社会资本”或“经济资本。”

    第二项是“在就被评论事件掌握完全的知识之前进行公开评论,可能会令自身陷于愚钝鲁莽之风险”。坦诚地讲,我无法做到样样精通,民众低下的智力不一定能发现 我的愚蠢错误,即使偶尔大放厥词一下,还是可能安全过关。不过,谁也不敢保证自己永远地绝对正确。余秋雨在电视上当评委,由于发音不准确,被观众批评,说 他是“文盲”;孔庆东活跃于百家讲坛,好不容易写出一本《正说鲁迅》,却遇到一些挑剔的读者,说他的书中有三百九十九个错误。看来,名人冒的风险更大。

    第三项是“学术同仁的冷嘲热讽”。在这点上,于丹算是个典型。研究《论语》的专业知识分子们批评于丹不够专业,这只是表现出了他们的愚蠢与妒忌。他们的愚蠢 在于,他们并不知道市场的潜规则,不懂得大众文化的特点。他们的妒忌在于,自己在书斋里的学术精彩纷呈,没有换来一点“社会资本”或“经济资本,而“业余 又平庸 ”的于丹却夺得了市场和话语权。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于丹是聪明的。她懂得只有夺取话语权,才可能借助媒体向民众发话。可爱的范美忠也深谙其理,知道公共知识分子不一定“最好”,但一定要“出名”,于是以一种“部分民众不太理解的方式”夺取了话语权。自此之后,他便有机会 向民众发话,宣扬自己的思想观点。部分民众对他不理解,毋宁说对公共知识分子或后现代文化不了解。他们并不知道,“知识分子的角色,并非告诉他人,他们必须做什么”,而是 “一次次地针对被视为不证自明的当然提出质疑,打碎人们的精神习惯、行为模式、以及思维方式,驱散人们熟悉而接受的观念,重新审视规则和制度。”(福柯 语)在“跑跑事件”中,民众争论得热火朝天口水暴溅,传统道德受到极大的冲击和挑战。范美忠此时所做的,仅是静观民众的狂欢表演,思索着社会的变迁。

    于我而言,在上述的三项成本中,最难解决的是“机会成本”。我做教师的工资菲薄,只能养家糊口。没有“富婆”的赞助,我必须耗费些时间挣饭钱。如果将来时来 运转,有了“社会资本”或“经济资本”后,我才能专心地跟党国和民众调情。只是,这个成本至今尚未获得,我只能在教书之余,抽点时间读点书做点准备。第二 项和第三项成本倒不可怕,只需要稍微小心谨慎即可。根据我的“情学理论”,若把民众做为情人,调情时最好与其保持距离,产生出若即若离的感觉,这样是最好的状态。若是经常抛头露面,冒的风险也会更大——在自己的愚蠢错误被民众痛骂后,最终只会遭遇民众的冷漠。

    范美忠曾给我建议说,最好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写作之路。他认为,周国平的路比较适合我——写点哲理小文,既有点学术味,也可骗过庸众。对此,我深心为然。为此目的,我不会舍弃学术。我不做专业知识分子,而只是做到“徘徊”于学术边缘上。待到某日获得“机会资本”,我便可尽情地与民调情。



1 许纪霖 《中国知识分子十论》,P34

2 波斯纳 《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P4


相关文字:

1、《漫谈快餐文化》 http://wszdgr.blog.163.com/blog/static/81291103200951595842931/

2、《教师不是知识分子》 http://wszdgr.blog.163.com/blog/static/81291103200961161935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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