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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灵的冲动—我冲动故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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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伟  

公民,教师,专栏作者,教育酷儿。长期徘徊于教育与学术之间。近十余年来出版有《教育苦思》、《疯人教育日记》、《教育生态学》、《重新发现教育》等书,《极权主义宝典》、《红色极权的黄昏》、《酷儿视域》、《教育奇论》和《坎南的救赎》五本书稿尚待出版。本博客的全部文字均属博主原创(除"他人眼中的我“和“引用”栏目外),版权属于博主个人所有,不得非法印刷。网友引用时请注明原文作者及地址,谢谢合作!欢迎媒体编辑采稿约稿! QQ:8205409 电话1388105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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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已死!  

2011-08-05 17:05:46|  分类: 教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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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说过,中国教师已死。中国教师若要存在,那就必须宣布党国已死!

 在谈到尼采及其所处的时代时,罗洛·梅指出,“在一个像那样的以及像我们自己的这样的时代,一个人想要成为一个好的哲学家,就必须成为一个心理学家。”1在其生命的最后十二年里,尼采走向了疯颠。在人们嘲笑尼采时,却很少有人真正懂得尼采。尼采在《超越善恶》中曾说,“心理学应该再次被认可为科学之王,因为有它的服务与准备,其他科学才得以存在,因为心理学面在再次成了解决根本问题的途径。”心理学,尤其是精神分析方面的心理学,关注生命,当然应该成为“科学之王”——对于我生命的问题还未解决的人而言,搞科学有多大意义呢?

      可以说,尼采是精神分析心理学的鼻祖。在《道德谱系学》中,尼采说,“所有不被允许自由活动的本能都会转向内部。就这是我所说的人的内化”。显然,弗洛伊德的压抑概念便源自于此,这也是人们普遍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源出尼采学说的原因所在。

   同时,尼采也是后现代主义的鼻祖。后现代主义以生物学世界为主导,认为社会是开放和进化的。生命在进化过程中充满了可能和偶然性。教师的个体生命,以及课堂观念,也都应该是开放的。唯有如此,教育才能在种种可能性中实现发展。

      党国的意识形态认为,历史是有必然规律的,党国的历史任务便是要带领人民去那个人间天堂。这种意识形态,必然会带来一个极权专制的社会。在这种社会的教育中,教师的角色就是给学生灌输党国的意识形态。从师范毕业的第一天起,教师们便成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其任务就是培养更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生产出更多的镙丝钉。教师只能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勿需再有自己的个体生命。

       个体生命的成长,充满着各种可能性。然而,中国教师却被迫牺牲大量的时间,去应付以灌输意识形态为目的的分数教育,从而失去了生命成长的可能性。在后现代课堂观看来,课堂应该以生成性和开放性主为要特点。当中国教师已死去时,教师们便无力应对课堂观的转变,仍习惯于以控制和封闭为主要特点的教学。

       应该说,中国教师已死,主要原因仍归功于党国的意识形态。一个极权专制社会,只能靠压制和束缚个体生命的成长来实现和维持。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若不进行长期的抗争,个体生命是不会有出路的。反过来说,个体生命的成长,必然会与社会制度发生冲突和矛盾。这种冲突和矛盾会带来一种焦虑,这便是罗洛·梅所说的“神经质焦虑”。焦虑“指的是一种存在状态。它不是某种我们‘拥有’的东西,而是我们‘是’的东西。”2换句话说,焦虑就是生命的本真特点,或者说是生命本身。海德格尔等存在主义大师要不厌其烦地大谈焦虑、绝望、孤独等,因为这些都是生命的存在所必然带来的问题。

       当年,尼采曾说,“哪儿有生命,哪儿便会有权力意志”。在尼采那里,权力意志便是生命本身。生命需要自我成长和自我实现,这是生命本身所决定了的。然而,在通过抓分数来实现意识形态的灌输之余,中国教师没有自主时间——即便有一点,教师们也用以了搞家教赚外快。教师的这种生命状态,显然没有建立起自我意识和存在意识,也当然没有了自我实现。

      从教育事业的第一天到最后的一天,中国的教师们只能不断重复着相同的内容,处于一个完全的封闭状态中,或者说,一个被极权主义奴役的状态中。诚然,极权主义控制了每个人,其效率可以达到很高水平。对于意识形态的灌输而言,教师的“一言堂”或“满堂灌”便是最佳方式,或者说,二者本来就是因果关系。然而,权权主义是以奴役为手段来实现,必然会牺牲掉生命的成长,成为“吃人”的主义。

      在《疯人教育日记》里,我在扉页上写道,“在一个极权社会里,人人都在吃人,同是又在被吃。在这样一个人吃人的社会里,教育只是吃人与被吃的方式手段。没有吃过人的教师,恐怕早已没有;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们!教师何以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去宽阔光明的地方地?”难道,这不正是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教育的真实写照吗?

       以给朋友介绍此书时,我曾说,“这本书是神经质焦虑的文本。”我的生命成长,会与学校的极权主义管理产生冲突。我若认命,便永远不会有自我实现了。所以,我必须通过各种方式的抗争,去获得我的个体生命的尊严。正如安德烈·莫洛亚(Andre Maurois)所说:“想以写作来表达自我的需求源于对生命的不适应,或来自于内心冲突,这些......人无法在行动中解决。”

       当年,尼采宣布“上帝已死”时,埋下了后现代主义的种子。权威与偶像被打倒后,便没有了立法者。此时,个体生命便应勇敢地站起来,成为自己的立法者。遵循自己的生命轨迹,去寻找最好的自我,对自我生命的肯定,是对生命的最高礼赞,也是对自我的最高立法。

       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出版了五年后,仍然是一片沉默。然而,他对他身后的声名满怀自信。“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有些人是生于既死之后。”他预言,21世纪便是属于他的时代。今天,世界已进入了21世纪,那么,在这个后现代的时代里,中国教师有勇气宣布“党国已死!”吗?

      党国死后,那个奴役和压迫人的机器便消失了。此时,教师便能发现自我,让自己的生命成长起来。我真的希望如此。



1 (美)罗洛·梅《存在之发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P71

2 (美)罗洛·梅《存在之发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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