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为何比自由更重要?
2011-08-07 11:27:08| 分类:
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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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说,20世纪是鲁迅的时代,而21世纪则是胡适的时代。对于这个观点,我基本上表示同意。
胡适有句名话:“宽容比自由更重要。”前两天,一位读者跟我讨论起胡适的这句名言时说,“宽容与自由”似乎是矛盾的。我在分析了专制和自由后认为,宽容与自由并不矛盾。同时,我们也应首先厘清自由的概念,在争取自己的积极自由时,不要取消了他人的消极自由。
众所周知,专制压制自由。那么,我们对于专制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胡适认为,专制固然可恶,我们却不能图谋以武力推翻专制。我们只能批评专制,促进专制的转变。
1932年5月22日,胡适在北平创建了《独立评论》,并担任主编。该杂志是中国的自主主义阵地,其宗旨是: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所见,用负责的言论发表各人思考的结果。以刊登政治时事评论为主要内容,对于日本的侵略活动主张妥协退让,支持南京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该刊具有自由主义倾向,提供西方民主政治,反对独裁专制和文化复古主义。1936年底被迫停刊。1937年4月复刊。
胡适认为,社会进步不是“批发”的革命,而是“零售”的改良。《独立评论》因批评专制被迫停刊,后来却又复刊,这正好印证了胡适的“零售”的改良观念。在停刊和复刊之间,胡适便会有机会去争取自由。
胡适还曾说,“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要大家容忍异己的意见和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说到容忍异已,国民党曾提出“攘外必先安内”。蒋认为,日本侵华不是大问题,因为日本要受英美利益的制约。日本在华的侵略行为,不会至于肆无忌惮,因此“安内”应该首要任务。唯有先“安内”,中国才能全心抗战。对于一群到处作案的流匪,任何政府都不会容忍。国民党对赤匪的态度,是一种专制态度。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国民党的专制呢?
国民党若对各党派不宽容,胡适便会发起批评。然而,共产党欲用武力推翻专制,这表明共产党本身就更不宽容。共产党若夺取政权,它便能不专制吗?朱元璋夺取了元朝的政权后,朝庭是否真比历史上的朝代都好?需知,中国社会中有一个“超稳定结构”,任何朝代只能是对历史的简单重复。共产党夺取政权,也不能逃脱这个铁律,直至上个世纪末的改革开放,封闭专制情况才有所好转。
为了建立反蒋的统一战线,共产党曾打着自由和民主的旗号蒙骗民主人士,让他们满怀希望。然而,历史事实已证明,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不仅比国民党更专制,还沿袭了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当时,胡适已开始关注极权主义,并根据斯大林的极权主义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进行分析,预言了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必然会采取极权主义。
极权主义是“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政治制度,整个社会里只有一种声音。对于异已,极权主义不会包容,而只会镇压和取缔,而专制则可能宽容一点,比如国民党至少还能允许胡适创办《独立评论》。而且,胡适还说过,“思想切不可变成宗教,变成了宗教,就不会虚而能受了,就不思想了。我宁可保持我无力的思想,决不肯换取任何有力而不思想的宗教。”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本来便具有世俗宗教的特点。当共产主义成为意识形态后,便成为了“有力而不思想的宗教”。这必然是一个极权主义社会,人们必然会失去思想的自由。
总之,胡适所说的自由,不仅包括了以赛亚·伯林所说的“积极自由”,而且还包括了“消极自由” 。我自己有发表言论,选择信仰的自由,但不能以此取缔了他人的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你有选择某种信仰的“积极自由”,而我也有不接受某种信仰的“消极自由”。“要大家容忍异己的意见和信仰”,便是在争取自己的积极自由的同时,还要要承认别人的消极自由。在中国,共产党员不能成为基督徒,这是党章所规定的。这意味着,党员一旦入了党,便没有了宗教自由,足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宗教特点。相比之下,国民党却要宽松很多,蒋介石本人就是基督徒。
我们承认,国民党曾经很专制,但共产党不仅更专制,而且还极权。我认为,专制压制的只是积极自由,而极权连消极自由也取缔了。专制不允许言论自由这种积极自由,而极权则是用国家机器(包括“硬”的军队警察和“软”的文化教育)灌输意识形态,剥夺了人民有不接受意识形态的消极自由。
尽管如此,对于国共两党的专制,我们不妨用历史的眼光宽容一点。从农业经济向工业化转型的过程中,极容易出现极权专制的现象。无论是法西斯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采取了极权专制的政治制度,因为唯有极权专制的效率最高,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现代化转型。然而,在全球化的21世纪,共产党至今仍没有开放“党禁”和“报禁”,中国人民仍没获得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
对于共产党的极权专制,我不会主张用武力来将其推翻。在《我对党国的双重心态》中,我便对此进行了阐述。诚然,党国对我的言论不宽容,可能会让我入狱。对于党国的极权专制,我却还是要持宽容态度。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我只是应该做发出自己的声音,通过争取言论自由去抵制意识形态的灌输,用我的积极自由去争取消极自由,并以此来推动社会的发展,促进党国的转变。
(本文论述还有不足,请各位批评指正,让我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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