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为何比自由更重要？
2011-08-07 11:27:08| 分类：
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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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说，20世纪是鲁迅的时代，而21世纪则是胡适的时代。对于这个观点，我基本上表示同意。
胡适有句名话：“宽容比自由更重要。”前两天，一位读者跟我讨论起胡适的这句名言时说，“宽容与自由”似乎是矛盾的。我在分析了专制和自由后认为，宽容与自由并不矛盾。同时，我们也应首先厘清自由的概念，在争取自己的积极自由时，不要取消了他人的消极自由。
众所周知，专制压制自由。那么，我们对于专制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胡适认为，专制固然可恶，我们却不能图谋以武力推翻专制。我们只能批评专制，促进专制的转变。
1932年5月22日，胡适在北平创建了《独立评论》，并担任主编。该杂志是中国的自主主义阵地，其宗旨是：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所见，用负责的言论发表各人思考的结果。以刊登政治时事评论为主要内容，对于日本的侵略活动主张妥协退让，支持南京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该刊具有自由主义倾向，提供西方民主政治，反对独裁专制和文化复古主义。1936年底被迫停刊。1937年4月复刊。
胡适认为，社会进步不是“批发”的革命，而是“零售”的改良。《独立评论》因批评专制被迫停刊，后来却又复刊，这正好印证了胡适的“零售”的改良观念。在停刊和复刊之间，胡适便会有机会去争取自由。
胡适还曾说，“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要大家容忍异己的意见和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说到容忍异已，国民党曾提出“攘外必先安内”。蒋认为，日本侵华不是大问题，因为日本要受英美利益的制约。日本在华的侵略行为，不会至于肆无忌惮，因此“安内”应该首要任务。唯有先“安内”，中国才能全心抗战。对于一群到处作案的流匪，任何政府都不会容忍。国民党对赤匪的态度，是一种专制态度。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国民党的专制呢？
国民党若对各党派不宽容，胡适便会发起批评。然而，共产党欲用武力推翻专制，这表明共产党本身就更不宽容。共产党若夺取政权，它便能不专制吗？朱元璋夺取了元朝的政权后，朝庭是否真比历史上的朝代都好？需知，中国社会中有一个“超稳定结构”，任何朝代只能是对历史的简单重复。共产党夺取政权，也不能逃脱这个铁律，直至上个世纪末的改革开放，封闭专制情况才有所好转。
为了建立反蒋的统一战线，共产党曾打着自由和民主的旗号蒙骗民主人士，让他们满怀希望。然而，历史事实已证明，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不仅比国民党更专制，还沿袭了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当时，胡适已开始关注极权主义，并根据斯大林的极权主义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进行分析，预言了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必然会采取极权主义。
极权主义是“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政治制度，整个社会里只有一种声音。对于异已，极权主义不会包容，而只会镇压和取缔，而专制则可能宽容一点，比如国民党至少还能允许胡适创办《独立评论》。而且，胡适还说过，“思想切不可变成宗教，变成了宗教，就不会虚而能受了，就不思想了。我宁可保持我无力的思想，决不肯换取任何有力而不思想的宗教。”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本来便具有世俗宗教的特点。当共产主义成为意识形态后，便成为了“有力而不思想的宗教”。这必然是一个极权主义社会，人们必然会失去思想的自由。
总之，胡适所说的自由，不仅包括了以赛亚·伯林所说的“积极自由”，而且还包括了“消极自由” 。我自己有发表言论，选择信仰的自由，但不能以此取缔了他人的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你有选择某种信仰的“积极自由”，而我也有不接受某种信仰的“消极自由”。“要大家容忍异己的意见和信仰”，便是在争取自己的积极自由的同时，还要要承认别人的消极自由。在中国，共产党员不能成为基督徒，这是党章所规定的。这意味着，党员一旦入了党，便没有了宗教自由，足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宗教特点。相比之下，国民党却要宽松很多，蒋介石本人就是基督徒。
我们承认，国民党曾经很专制，但共产党不仅更专制，而且还极权。我认为，专制压制的只是积极自由，而极权连消极自由也取缔了。专制不允许言论自由这种积极自由，而极权则是用国家机器（包括“硬”的军队警察和“软”的文化教育）灌输意识形态，剥夺了人民有不接受意识形态的消极自由。
尽管如此，对于国共两党的专制，我们不妨用历史的眼光宽容一点。从农业经济向工业化转型的过程中，极容易出现极权专制的现象。无论是法西斯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采取了极权专制的政治制度，因为唯有极权专制的效率最高，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现代化转型。然而，在全球化的21世纪，共产党至今仍没有开放“党禁”和“报禁”，中国人民仍没获得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
对于共产党的极权专制，我不会主张用武力来将其推翻。在《我对党国的双重心态》中，我便对此进行了阐述。诚然，党国对我的言论不宽容，可能会让我入狱。对于党国的极权专制，我却还是要持宽容态度。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我只是应该做发出自己的声音，通过争取言论自由去抵制意识形态的灌输，用我的积极自由去争取消极自由，并以此来推动社会的发展，促进党国的转变。
（本文论述还有不足，请各位批评指正，让我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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