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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灵的冲动—我冲动故我在

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

 
 
 

日志

 
 
关于我
郑伟  

公民,教师,专栏作者,教育酷儿。长期徘徊于教育与学术之间。近十余年来出版有《教育苦思》、《疯人教育日记》、《教育生态学》、《重新发现教育》等书,《极权主义宝典》、《红色极权的黄昏》、《酷儿视域》、《教育奇论》和《坎南的救赎》五本书稿尚待出版。本博客的全部文字均属博主原创(除"他人眼中的我“和“引用”栏目外),版权属于博主个人所有,不得非法印刷。网友引用时请注明原文作者及地址,谢谢合作!欢迎媒体编辑采稿约稿! QQ:8205409 电话1388105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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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的心路历程(二)  

2011-09-20 21:12:17|  分类: 教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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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一位名人说过,理由总是在行动后想出来的,意即人们一般都是凭着感觉先行动再说,事后才来为自己找行动的理由。我说,我换学校是有点经济上的压力,这也本来就是事实。至今,我才发现还有一个最为根本的原因——寻求自我。
   长期的读书学习,使我开始逐渐从蒙昧中走了出来。有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后,有了自我意识后,我便想继续发展自我,去寻找自我。此时,一种漂泊感不自觉地涌上心头。我要去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在更好的环境中实现一点自己的理想。这才是我换学校的最深层次的原因。
   来到这所学校,我发现这儿远不是好环境。私立学校最为集中地暴露出了中国的教育问题和政治问题。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了自己的一些做法。在完成教学任务外,我设法加入了一些文史哲知识。有一次假期补课,由于课时太多,我便把自己的文章印发给学生,组织学生讨论。对于我的做法,学生们都表示欢迎,纷纷把自己的作文给我看,让我点评,一起跟我讨论。学生十七八岁了,对世界和社会都有自己的思考。学生的观点若有不妥,我便凭借着自己的知识视野,去积极地影响学生的思想。后来,我没有教他们后,他们仍然会把作文给我看。
    然而,校方却批评了我的做法。“课堂上不得讲授与本学科无关的东西。抓分数才是硬道理。”主管教学的副校长这样告诉我。他只是抓分数的机器,说出这番话丝毫不奇怪。
   众所周知,完整的教学应该有三个环节或维度:1)知识与技能;2)过程与方法;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在实际教学中,英语教师一般只能做到前两个环节,即知识与技能和过程与方法。在现实中,优秀的英语教师只能做到前两步,因为唯有前两步才跟考试有关。然而,若没有第三个环节,教师便只是教学,而没有了教育的维度。当我清醒地认识到,在教师把知识传到学生时,必须要有教师的阐释,否则整个课堂便只有教学,而没有了教育。教师对知识的阐释,便是挖掘知识的某些教育意义。在这之后,我便养成了一个习惯,即每次在备课时,我都会问自己一个问题:这节课除了英语知识的教学外,我的教育在哪儿?
   在英语课堂上,我若要想拓展知识面,提升学生的人文精神,有时候只得“越俎代庖”,涉及到其它学科的知识。这样,我不仅要面对一些学生的质疑,还要经受住校方的非难。相比之下,范美忠的处境要比我好些。其一,他的学校是一块“教育飞地”,即是一所完全的私立学校。在这里,教师讲什么,官方管不着,学生毕业后也不参加高考,而是直接去国外上大学。其二、他教的是语文或TOK课程,可以想讲什么就讲什么。这些学科涉及领域广,教师学习和思考的东西,可以随时渗透在课堂中。然而,我在英语课堂上难以完全做到这点。我的难处,其他学科的教师难以体验到。
   
作为教师,我不想只会抓分数。在处理学生的事情上,我也开始渗透自己的思想。坦诚地讲,我是认同普世价值的,也应通过教育把这些价值观传递给学生。当然,我把思想的种子播撒在学生的心中后,这枚种子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生根发芽。我可能没有机会见证那一刻,因为,只有教学才有效率,教育是没有效率的。

(案例二:民主意识的教育)

(年级:高二   时间:2009年5月)

     课间,我坐在讲台旁,反思着刚才上的课,等着下节课的开始。突然间,教室后面传来一喧哗声。我抬起头,看见两

个男生打起架来。那一瞬间,我看见两个男生相互踢了一脚,抱在一起,然后扑倒在地。几个男生围过来,将他们拖开,死死地将他们抱住,制止了一场恶战。
     见状,我大叫一声“住手!”,赶紧跑过去解决。原来,这两个男生平时是好朋友,其中一个开了过分的玩笑,让另一个不服气,于是相互开骂,然后动手打起架来。我将他俩带到办公室,先让班主任教育,因为我要去继续上课。
    下课后,我把他们从班主任那儿带过来,把他们批评教育了一番。我平时比较体贴人,态度亲切和蔼,讲话也有一些道理,所以班上同学对我也算敬重。两个男生接受了教育,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握手言和重修旧好。我要他们在班上公开检讨,他们也答应了。我还想借这个机会,给班上同学讲讲民主观念。
    第二天晚自习时,我让他俩走上讲台,面向全班检讨。两个男生认真作了检讨,基本上是把我教育他们时讲的话重复了一遍。完毕后,他俩当众握手,表示今后一定遵守纪律,不再滋事。然后同往常一样,我又开始了“借题发挥”
    “同学们,世界历史上的战争,比如两次世界大战,主要是发生在极权独裁国家和民主国家之间。大家能不能举出一场发生在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不能吧?这是为什么呢?”我稍作停顿,然后继续说下去。
    “大家经常看CCTV的《新闻联播》中的国际新闻吧?”几个学生点点头。
    “是不是常听到‘和谈’(peace talk)这个词?”学生继续点头。
    “‘和谈’一词是民主思想的体现。民主思想在于不率先动武,武力只是用以保护,保护那些被施以武力的国家和个人。在二战中,美国不是最先开战的吧?你猜美国给日本扔下原子弹时说了什么?美国说,你日本不是喜欢打吗?来吧,我今天就打给你看看!这就是为什么在处理国际事务时,
老爱说‘和谈’这个词的原因。世界近代史的战争,从没有一场战争是民主国家发起的。而且,民主国家内部也没有发生过革命。大家明白这是为什么了吗?”只有少数几个聪颖一点的学生点了头。看来,我还需要继续解释。 
    “在这个世界上,无处不存在冲突,这种冲突首先是文化冲突。每个国家有不同的文化,比如说不同的宗教。中东战争打了那么多年,也主要是宗教信仰的冲突引起的。个人之间也有冲突,每个人有自己的性格,有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的利益,这些都属个人文化。大家认为,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这些冲突呢?是通过你死我活的战争,还是通过和平的方式?”
   “同学们啊,我们不要用武力来解决冲突,这不是民主的方式。民方的方式,就是多‘和谈’,多沟通多交流,大家要相互理解,要相互妥协让步,要站在对方的角度来考虑对方的利益,这种处理方式就是民主方式。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为什么连续不断?那是因为中国有几千年的专制传统。专制是民主的对立面,它意味着没有了民主思想的基础,也就没有了谈判的基础。老百姓的利益被侵占,比如被课以重税,却被剥夺了谈判的资格,所以才会揭竿而起,用武力来争取利益。长期以来,中国人有利益冲突时只知道用暴力解决。那些想通过打架来解决的同学,要仔细想想。你今天打了这个同学,明天就会被另一个同学打!你今天喜欢打,明来你毕业后一定会暴死街头——迟早有一天你会被黑社会打死!”
      讲到这里,我联想到一个问题:随着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民众应通过什么方式与官方争得利益呢?是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还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不过,我没有问学生。我只是继续说下去,将这个问题留给了聪明的学生。
   “今天打架的两个同学作了检讨,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这个错误是大家的,而不仅是这两个同学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用民主方式来解决问题。希望同学们认真思考一下,我们应该用暴力的方式,还是用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冲突更好。
甘地曾说,‘民主只能通过非暴力不挽救,因为民主只要是靠暴力来维持,就不可能为弱者谋利或保护弱者。’我们今天是强者,明天却可能是弱者。在某个时候,我们每人都可能是弱者。我们必须记住一点:民主不仅是给予他人的权力,而且也是给与我们自己的保护。”
   “今天的事到此为止,两位同学已经和好,这很好——这种和平使和谈有了基础。打架的两位同学,今后要是谁再先出手打架,我一定要加重处罚!学校要处分你,我要赞成!学校要开除你,我更要赞成!因为你根本没有吸取教训!此时,我就要借学校的手‘打’你!打你就是处分你,开除你,让你一辈子也忘不了——就像美国给日本扔原子弹一样,打得日本不敢轻言战争了!”
   “当然,有时候同学之间会有不易解决的矛盾,此时就告诉老师吧,让老师来斡旋解决。
在这个意义上讲,老师的角色跟美国一样,二都是维持和平,让大家要珍惜和平,并懂得如何解决冲突。”
   
这就是我处理打架事件的全过程。自此以后,两位同学没有再打过架,表现良好。
    我一直认为,只要教师懂得民主的重要性,一定会有办法把民主
思想传递给学生。尽管不是每个学生都能深刻领悟我的话,但只要有一个学生能领悟,我的话也就有其价值了。
    总有一天,每个中国人都能领悟我说的话,我相信会这样——不管这一天有多么遥远。    

    在私立学校的三年里,是我一生中最为刻骨铭心的日子。一方面,这儿的环境非常恶劣,远不如以前的公办学校。除了分数之外,这儿什么都可以不要,因此会千方百计地侵占师生的时间。另一方面,我的个体生命仍然要求持续成长,我也从未中断过读书学习。两方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成为了我的痛苦和焦灼的根源。三年后离开这所学校时,我便在台湾出版了我的第二本个人教育文集《疯人教育日记》。
    在这三年里,我有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开始用自己的眼光来透视中国的社会和教育。明确地讲,我的世界观是生物学世界观,价值观是个体主义。在思想谱系上,我也算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句话,我的思想开始成熟起来,已形成了一个体系,并开始构思我的下一本教育学术专著——《教育与生态》。若能写出此书,它将是我在教育领域中的代表作。   
    我到过几所学校后,才发现世界上没有理想的环境。此时,我该何去何从?我没有能力改变现实,却又不甘心做一个庸俗的教书匠。然而,当我发现抓分数并不需要教师的专业化时,我又开始犹豫了。
    十年来,我执着地追求自己的专业化发展,想去守望理想的教育。然而,非常遗憾,我没能做到,或者说至少做得不够好。此时,我已步入四十,却还未找到在精神上能够让我安身立命的据点。人生的“私事”,跟教育的“公事”,相互纠结缠扰,一直困扰着我。
    多年来,我一直高举着理想主义的旗帜,希望能捍卫教育的尊严和价值。然而在课堂上,我实在不愿意只做一个教学机器,而每当我试图想突破自己时,却又可能会招来非议。在死气沉沉的现实中,我这种人注定只能是异类。
    我不想做一个教书匠,也不愿意承受做教书匠给我带来的痛苦。在私立学校呆了三年后,我索性退出了学校,到了一个教育机关工作。无论这工作如何乏味或繁重,它至少给了我一点新的感受:我再也不用去承受“有教学无教育”给我的良知带来的痛苦了。
    最后,我会这样总结自己
的教育生涯:前十年,我的思想是处在懵懂状态。凭着自己的工作热情,我在教学上还有点成绩,也积累了一些教学经验。然而在启蒙后,我却开始禁不住离教学越来越远,直到最后离开了学校。假如有人说,我的教学很平庸,我不会反对。因为,为了去反抗现实中的荒谬,去追寻早已消失了的教育的真谛,我便必须去做一个教学平庸的教师。
   
在暑假无锡的研讨会上,我作了一个发言,肯定了蔡朝阳为推动绍兴文化建设的贡献。我说,在一个极权主义监狱里,逃亡是没有出路的。你对这儿不满意,逃亡到另一个地方后,你也未必就会满意。此时,你不如“立地成佛”,以积极的生活去改造现实,使现实让自己更满意一点——或者说,让自己的生活更舒适一点。《肖声克的救赎》 中的安迪不就是这样吗?他为图书馆搞来大量书籍,为大家教授知识文化,这些都是积极生活的方式。自此以后,监狱不再那么可憎,而是成为了自己的家园。
    我今后的生活,也应该是积极的。不再做教学机器后,我可以过一种积极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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