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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灵的冲动—我冲动故我在

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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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郑伟  

公民,教师,专栏作者,教育酷儿。长期徘徊于教育与学术之间。近十余年来出版有《教育苦思》、《疯人教育日记》、《教育生态学》、《重新发现教育》等书,《极权主义宝典》、《红色极权的黄昏》、《酷儿视域》、《教育奇论》和《坎南的救赎》五本书稿尚待出版。本博客的全部文字均属博主原创(除"他人眼中的我“和“引用”栏目外),版权属于博主个人所有,不得非法印刷。网友引用时请注明原文作者及地址,谢谢合作!欢迎媒体编辑采稿约稿! QQ:8205409 电话1388105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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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的意义  

2013-11-04 17:27:46|  分类: 杂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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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在立人,人立后而凡事举。

——鲁迅《文化偏至论》
 
     邓晓芒先生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比较,有两个最主要的特点,一个是不重视语言,一个是不重视个体自由。因此中国哲学既没有逻各斯精神,也没有努斯精神。”[i]简单地说,逻各斯精神是指理性精神,而努斯精神是指自由精神。理性和自由是人的最本质最重要的东西。西方有了民主制度,因为民主的背后是自由;西方有了发达的科学技术,因为科技的下面实际是潜藏着理性精神。在理性与自由的关系上,邓先生也曾深刻地指出:“民主就是理性的自由,科学就是自由的理性。”[ii]事实上,西方的普世价值,如民主、自由、法制,又如自由、平等、博爱等,都是从理性与自由中生长出来的。中国的文化传统缺乏理性精神,致使中国的科技未能发展起来;同时,自由精神的缺席,又使得民主与法制难以出现。

原始部落的血缘关系,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在这种社会里,个体被消融于群体之中而无法凸显出来,自我意识也难以建立起来,即处于蒙昧状态之中。相比之下,西方文化具有一种反思型的文化心理。早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便呼吁人们要“认识你自己”,而认识自己的唯一方式便是反思。此外,李泽厚曾认为,中国哲学中有一种情感本体论,即万物之间是有情的,天与人也是有情的,否则何来“天人合一”之说呢?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也呈现出原始部落的血缘关系的特征——至今中国人办事还讲人情,走后门,拉关系等,而不会想到通过法律去解决问题。

    自古以来,中国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一直是“以国家、社会或集体利益为中心”,个体利益无法得到保证今天,共产党仍然倡导集体主义,继续着专制统治的传统。在一个集体主义社会里,个体无法强大,因此并不需要健全的法制,凡事都可归入道德领域,用道德来解决问题。比如,你若不“高尚地”捐钱,不以集体利益为重,这种自私行为会受到众人的口诛笔划。结果,为了“高尚”一些,少讨得伪善者的骂,你只得捐钱了事。

在集体主义社会里,实际上也有法律。然而,这儿的法律本质上不是限制政府的(限制政府是西方宪政的最重要的特征),而是专制政府用以惩罚民众的。其结果,便是专制政府的权力有无限扩大化的趋向,使专制成为一种家长专制——政府成了全能的“三个代表”,可以代表民众做任何事情,如同家长可以全权代表孩子一样。

    既然没有了个体利益,全部利益都被“代表民众一切”的专制政府拿去了。在没有健全的法制的情况下,专制政府可以大搞贪污腐败,大肆挥霍社会财富,而不会受法律的制裁。相反,民众若是有意见批评,或是揭发检举,却会被制裁受罚。这样的政府,是一个典型的专制政府。

前面说过,中国社会是靠一种原始部落的血缘关系来维系的。在这里,个体无法摆脱群体,而获得独立精神。在这样的庸众社会里,人人都沉溺于群体的狂欢之中,享受着形而下的世俗生活。显然,这种生活层次离动物很近,但离上帝很远。

个体获得自由与独立,实际上也与宗教有着密切关系。下面,我结合自己的启蒙过程,试着来说说这个问题。

     十几年前,随着阅读量的增加,视野的开阔,思考的深入,我逐渐步入了启蒙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我开始有了一种奇特的感觉,即我属于教师群体,同时又不属于教师群体。我属于教师群体,因为我是教师中的一员;我不属于教师群体,因为我已经从群体中抽离出来,获得了独立。一旦从群体中抽离出来,我便可以将教师群体“客体化”,并对其进行审视和研究,也才能在此基础对教师群体进行批评。此时,我已能将所有观察到的对象进行“客体化”——社会,政治,教育,甚至是女人都概莫外。很多人骂我经常拿女人“说事”,却不知实际上我早将女人“客体化”,并视其为中国社会的意象。也就是说,我表面上在分析女人,实际上是在分析中国社会。在我看来,女人身上隐藏着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全部秘密——喜欢专制,害怕自由;离动物层次太近;热爱群居生活;缺乏理性精神......
     将自己“客体化”就是自我的分裂,分化出两个我。旧我肯定是不完美的,新我就会审视旧我,促使其成为新我。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新我又会成为旧我,于是又会出现更新的自我,如此周而复始,永无止境。人就永远处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逼近真善美——上帝。因此,基督教出现在西方,与个体的独立有着密切关系。关于这个自我的分裂过程,邓先生将其称之为“不断后退”,即在你的背后,永远都有一个你审视着你,迫使你不断完善自身。后退到极限处,便是上帝——当然,人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上帝,只能不断完善自我。就我而言,我宁愿称之为“不断提升”——高高在上的上帝不断提升着人,让人性不至于堕落下去。无论是“后退”或“提升”,其本质都是一样的,即必须不断实现自我的分化,这是通往上帝的重要途径。    

    关于宗教,黑格尔曾将其划分过三个层次:自然宗教、实用宗教、自由的宗教。在这三个层次中,自由的宗教当属最高的,也是唯一的真正的宗教,而中国的宗教最多只算是实用宗教,即儒教思想与政治的意识形态相结合,用于统治民众或管理社会。即使儒教弄出一个“天”,大谈“祥瑞”,只是用以辅助皇权的统治而已。黑格尔认为,东方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皇帝,希腊罗马只有一部分是自由的,而在基督教里,一切人都是自由的。
亚当、夏娃不听上帝的话,偷吃禁果而被赶出伊甸园,这表明人是有自由意志的。基督教认为,正因为人有自由意志,所以人可能干好事,也可能干坏事。因此,人才会在出生后有一种原罪,需要上帝的救赎。在这点上,基督教显然比中国的儒教高出一筹。西方经济高度发达,道德却能维系在一定水平,而相比之下,中国的经济不断发展,却迎来了道德的沦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从中西方的宗教差异中找到一些答案。
    那么,如何实现自我的不断分裂,无限地逼近真善美呢?
对此,我给出的答案是读书。
    中国新闻出版社研究院最新调查结果显示,2012年中国18-70岁国民纸质图书阅读量仅为4.39本,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教材或教辅——显然,这是中国人读书带有功利性质的表现。换言之,一年下来,扣除教材教辅外,中国人都几乎说不上读书。然而,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犹太人以64本的年人均阅读量雄踞世界榜首。若以此计算,我的阅读量只是略高于犹太人的平均水平。换言之,即使我在中国社会里算是读书较多的人,这种人在中国社会也只是凤毛麟角(至少说不多),而在犹太民族里,人人都差不多是我这种水平。假如我算是启蒙水平,这就意味着犹太民族里所有人都已经启蒙。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犹太民族产生的名人不计其数,大家熟悉的便有
斯宾诺沙、弗洛伊德、爱因斯坦、柏格森、马克思、胡塞尔、茨威格等——这难道纯粹是一种偶然吗?我们是否能够想像,那会是怎样的一个国度?又是怎样的一个民族?1901-2001年共有68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犹太人(或者说犹太裔)有128位,占总获奖人数的19.84%。其中获物理学奖的有39人占物理学获奖总数的24% ;化学奖获奖者23人,占16.8% ;生理学和医学获奖者51人占29.1%;经济学奖获得者14人,占36.84%;文学奖获得者12人,占13%;和平奖获得者9人,占10.98%。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8年调查,以色列人均拥有图书馆和出版社的数量居全球之冠。不光是城市,每个村镇都有陈设典雅的图书馆和阅览室。令人震惊的是, 这个仅500万人口的国家,竟有890种刊物。而在以色列书刊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每份报纸大多是每天48版,售价6美元,若订一份报每月就是180美 元,而普通以色列人,每家每年至少订阅好几份报刊。《耶路撒冷邮报》是全世界有影响的大报之一,每天的发行量是100万份,平均5个以色列人1份。此 外,14岁以上的以色列人每月阅读1本书,全国平均每4000人中就有一所公共图书馆,全国500万人口中持有借书证的就有100多万人。正因为如此,才 涌现出诸如:阿格农、耶胡达·阿米哈依、奥斯等一大批世界知名的文学家。阿格农曾获得了1966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阿米哈伊是迄今世界上六七位头号诗人 之一。当然,以色列在音乐、舞蹈等方面同样也取得巨大成绩。一个嗜书的民族必将是一个大有希望的民族。 
    还有一点,基督教源于犹太教,这跟犹太人喜欢读书有没有一点关系呢?......
“我们没有真正的信仰,这是一个表象,它的实质是我们没有真正独立的个人,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内心独立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上的需要。”[iii]进一步地讲,它实质上是源自于中国人的不读书。

人人若能强大起来,便都能够捍卫个人利益。此时,集体主义的道德体系,以及与其相适应的专制社会便会自动消失。这是个人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斗争。同时,由于每个个体都非常强大,那么个体之间的斗争便只能通过法律来解决,这也能催生出一个法制社会。由是观之,读书远不是用以获取世俗功利的“敲门砖”,而能从文化、政治等全方位地影响社会的发展。中国教师若不读书,不仅会降低自己的生命层次,往大处说也会阻碍社会的发展。

    说了这么多,我只是想说一点:启蒙是中华民族未竞的事业(王元化先生曾称1980年代为“新启蒙”时代),而读书是启蒙的重要途径。通过读书,中国人才能建立起自己的精神世界,使自己拥有强大的精神力量。运用这种精神力量,民众可以对抗和瓦解极权专制,使自由民主早一天来临。在这个意义上讲,教师也是在“为中华的崛起而读书”。
    最后说一句。读书能让人通向上帝,但这并不表明中国人都能通过读书皈依上帝。传统文化的深厚渊源,使中国人不易变成真正的基督徒。我尊重基督教和上帝,但永远也不能成为虔诚的基督徒。这不是我的问题,而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问题。


[i] 邓晓芒《邓晓芒讲演录》 长春出版社,P104 ,2012
[ii] 邓晓芒《在张力上思索》福建教育出版计,P71,2009

[iii]邓晓芒《在张力上思索》福建教育出版计,P49,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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