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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灵的冲动—我冲动故我在

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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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郑伟  

公民,教师,专栏作者,教育酷儿。长期徘徊于教育与学术之间。近十余年来出版有《教育苦思》、《疯人教育日记》、《教育生态学》、《重新发现教育》等书,《极权主义宝典》、《红色极权的黄昏》、《酷儿视域》、《教育奇论》和《坎南的救赎》五本书稿尚待出版。本博客的全部文字均属博主原创(除"他人眼中的我“和“引用”栏目外),版权属于博主个人所有,不得非法印刷。网友引用时请注明原文作者及地址,谢谢合作!欢迎媒体编辑采稿约稿! QQ:8205409 电话1388105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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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撒切尔与哈耶克  

2013-04-10 08:16:08|  分类: 引用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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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按:
    多年以来,哈耶克一直是我推崇的思想家,我从他那里汲取了很多精神养料。
    最近两天,英国的撒切尔夫人驾鹤西去。照理说,她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然而,哈耶克可谓是她的哲学导师,他也一直将她视为自己的思想在政治领域的实践者,二者的关系可见一斑。如此看来,撒切尔夫人跟我又能扯上一点关系了。
    既然能扯上关系,今天我便特地转发《哈耶克传》一书中关于他和撒切尔夫人的故事,自拟了一个标题,以作为对这位“铁娘子”的记念。

    
    哈耶克的名声传播得最广泛的国家,是英国,这主要是由于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公然称哈耶克为她在整个80年代最重要的哲学导师。1975年撒切尔夫人成为英国保守党主席后,哈耶克在英国的声望开始升高,而当她于1979年当选首相后,他的声望更是急剧攀升。
    撒切尔夫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评论说,她年轻的时候读过、后来又“经常重温”的“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最强有力的批判”,是《通往奴役之路》[1]。她也受到哈耶克其他著作的很大影响,包括《自由宪章》和《法、立法与自由》,她称这些著作为“杰作”[2]。
    理查德·考奇特曾这样描述过哈耶克与撒切尔夫人第一次见面的情形:“1975年她当选反对党领袖后不久,经济事务研究所(IEA)安排撒切尔夫人与哈耶克第一次会面,地点在国王北街(IEA总部所在地)。撒切尔夫人到达后在会议室与哈耶克举行私人谈话,大约持续了半个小时。然后,撒切尔夫人告辞,经济事务研究所工作人员围到出乎寻常地陷入沉思的哈耶克周围,问他对这次会面的看法。哈耶克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充满感情地说,‘她可真美’。”[3]
    保守党研究部门的一位官员回忆说,有一次,一位工作人员“准备了一篇文章,提出‘中间道路’是保守党应该采取的最可行的路线,可以避免左翼和右翼的极端。他还没有讲完,新当选的党主席就把手伸进她的提包,拿出一本书,那是哈耶克的《自由宪章》。她打断了我们这些实用主义者的讨论,举着这本书让我们大家看个究竟,‘这本书’,她斩钉截铁地说,‘才是我们应该信仰的’,并把哈耶克的书啪地掷到桌子上。”[4]
    哈耶克与撒切尔夫人在哲学上确实关系密切,但人们可能过分地强调了哈耶克与撒切尔夫人间私人和政治关系的密切程度。哈耶克在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之前一年,即1978年时评论说,“我对政治很感兴趣;事实上,我也以某种方式参与了政治。现在,我就投入很多精力,帮助撒切尔夫人向工会组织开战。我写了不少文章;甚至有一篇文章有幸刊登在伦敦《泰晤士报》专题报道的头版。在英国,人们把我看成撒切尔夫人的导师,其实我跟她只见过两次面。我喜欢这个样子,但从原则上,我从来不会问——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样的政策在政治上是可行的。我只集中于思考我觉得正确、而你如果能够说服公众也应该干的事情。如果你不能说服公众,就可就太糟糕了,但这不是我要考虑的事。”[5]
      撒切尔夫人当选为首相后,哈耶克曾经想就实际的政治问题给她顾问顾问,尤其是在他就任首相之初,哈耶克有时在寄他的访谈记录或演讲文本的时候附上一封信。1979年8月,他写信给她,建议就工会改革问题举行全民公决,但她很有礼貌地拒绝了他的建议[6]。1979年《法、立法与自由》第三卷出版的时候,他送给她一本,还把1984年为纪念《通往奴役之路》问世四十周年而出版的羊皮面本编号为第一的那本送给她。在大家关注的政治问题上,撒切尔夫人没有受到哈耶克多大影响。撒切尔夫人担任首相的那些年中,他们之间比较重要的交往,一般一年也就那么一两次。
     不过,大众媒体却把哈耶克视为撒切尔夫人幕后的大老。1976年,《每日镜报》的一个大字标题是,《哈耶克到底是什么人?》——这篇文章给出的答案是,“一位出生在奥地利的教授,成为托利党内部那些激情四射的人物背后的影子人物。依然没有多少英国人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7]。四年后《镜报》的另一篇文章的标题是,《撒切尔夫人的教父!》[8],另一篇报道的标题是《教士与首相》,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写道,“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教授是这届政府制订政策背后的鼓动者,这种政策将使失业人口达到两百万,导致众多企业破产,阶级战争将会再次降临。”[9]
    帕特里克·科斯格雷夫在他的《玛格丽特·撒切尔:一位托利党人与她的党》(1978年)中讲到过“70年代哈耶克的声望再次上升的程度(有若干年他几乎完全与世隔绝,不被人知),他又是如何比战争刚刚结束那段时间获得了更多的拥趸”[10]。由于滞胀、工会权力膨胀、获得诺贝尔奖——特别是由于撒切尔夫人地位不断上升——哈耶克在英国的名望比以前更响亮,比他在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声望也大得多。1978年,时任工党下院领袖的迈克尔·福特攻击哈耶克是个“疯子教授”[11],并指责撒切尔夫人被他控制住了,这种指责跟30多年前艾德礼对邱吉尔的批评如出一辙。
    哈耶克是通过撒切尔夫人介绍而结识罗纳德·里根的。1982年,她在伦敦将哈耶克引荐给里根。里根提到,他曾拜读过哈耶克的一本书,“从中受益匪浅”[12]。撒切尔夫人则作为首相在下院说,“我是哈耶克教授的热情崇拜者。我们这里一些尊贵的议员们应该读读他的一些书。”[13]
     受过哈耶克影响的英国政治家还有埃诺奇·鲍威尔(Enoch Powell)和撒切尔夫人的内阁成员基思·约瑟夫(Keith Joseph)、杰弗里·豪伊(Geoffrey Howe)、约翰·比芬(John Biffen)、尼格尔·劳森(Nigel Lawson),还有1970年到1974年担任英国首相的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他曾在1953年参加过一届朝圣山学社的地区会议。
     哈耶克经常卷入英国的公共政策辩论。尤其是在他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经常向伦敦《泰晤士报》写读者来信,出版多种小册子,发表更长的评论文章。尤其是1978年的一封来信引起较大争议,在这篇文章中,他赞扬撒切尔夫人发出的不再接纳移民的呼吁,他写道,“任何一个人,如果经历过那场导致希特勒掌权的暴烈的反犹运动的崛起,都不会反对我们赞扬撒切尔夫人发出的勇敢而直率的警告。我在维也纳生活的那些岁月,那些有权有势的犹太人家族是一个受到大家尊敬的群体,所有正派人都会对少数民粹主义政治家煽动的反犹暴乱嗤之以鼻。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加利西亚和波兰犹太人的突然涌入……却在很短时间内就改变了人们的心态。他们看起来太不一样了,根本不可能逐渐被同化。”[14]
     第二周,这封来信就招来不下五封批评性回应,而哈耶克则两次回信对自己辩护。《泰晤士报》专家作家伯纳德·莱文写道,哈耶克的观点是,“种族主义实际上完全是受害者的错,他们必须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太显眼,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很成功,要不然,他们就应该被消灭。”[15]威利·弗里绍尔教授则写道,“哈耶克教授把奥地利反犹运动的兴起归罪于那些‘看起来太不一样’的波兰犹太移民,他要么是记错了,要么是对奥地利的政治和社会史无知。”[16]乔治·芬克博士则说,“哈耶克教授说,正是来自波兰的犹太移民‘改变了’维也纳社会的‘心态’,这种说法是轻率的,也令人反感。奥地利的反犹主义是一种地方病。”[17]尼古拉斯(当时已是勋爵)·卡尔多抓住机会再次挑战哈耶克的经济学[18],鲁斯·格拉斯则宣布,哈耶克的来信“开头就大错特错——正是‘暴烈的反犹运动的兴起导致了希特勒掌权’,而不是别的原因。”[19]
    在最后一篇回应文章中,哈耶克为自己辩护说,他“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对我的那封来信提出的严正抗议都坚持将我竭力要揭示的一个涉及到同化过程的问题,视为一个有关种族的问题。我在第一封来信中曾有意谈到过捷克人在1914年前移居维也纳后曾导致街头暴乱的例子。在最近的维也纳历史上,这类要求政府实行歧视性政策的暴乱,在加利西亚的难民潮涌进维也纳之前,从来没有一次是针对犹太人的。”[20]
    哈耶克可能认为,有些民族在文化上比较麻木和拘守陈规[21]。但他从来不认为,各种族之间存在明显的生理差异。哈耶克认为,《通往奴役之路》就是立足于全球来批评中央计划体制的,在这本书中他说,“人们难道不会怀疑,这意味着或多或少地要刻意确保白人的主宰地位,其他所有民族产生这种看法难道不是很正当的吗?”[22]在《致命的自负》的草稿中他也说,西方并没有向不发达国家提供能提高其工人生产率的资本的义务,这隐含着他的一个看法,导致发展滞后的,是资本和教育的匮乏,而不是民族间的自然秉赋之差异。
    1961年,在南非接受采访、谈到当时的种族隔离法时,哈耶克说,这“似乎是一个明显、甚至有点极端的例子,在我看来,不同人之间互相歧视是不合乎自由原则的。我[在《自由宪章》中]的论述的要旨事实上就在于,政府可以运用强制予以执行的那些法律,应同等地适用于该社会中一切具有责任能力的成年人。任何种类的歧视——不管是基于宗教、政治观点、种族或别的什么理由——似乎都与法律之下的自由之理念不相容。历史已经证明,隔离从来不是平等的,也不可能是平等。”[23]但他相信,基于私人的理由,人们是可以对他人区别对待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哈耶克在跟人讨论是否将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时承认,在美国存在着种族主义,他说,“我或许应当再加上一句,我的这种看法基于这么一个不便明言的想法:我的孩子到那儿后,应该跟一个白人家庭生活在一起,而不能送到某个有色人种家庭。”[24]他之所以反对政府直接提供教育,部分理由就在于,“政府提供教育可能造成像美国的黑人被隔离那样的问题。”[25]在南非的那篇访谈中他说到了大学录取问题,他说,“假如大学是严格意义上的公共[也即政府出资的]机构,那么按照我的哲学,他们就应当对所有人开放,这是他们的本分。而如果他们完全是私立机构,那么,我想,私立机构有权区别对待不同人。”[26]
    哈耶克的思想是年轻时在奥地利形成的,他的青年和中年时期在英国度过,又在芝加哥大学呆了十几年,最后,在撒切尔夫人执政后,在英国大为出名。熊彼特曾这样形容凯恩斯:他的“建议最初都是针对英国而提出的”,从很多方面看,这句话可同样适用于哈耶克。哈耶克自然而然地把英国作为自己的家,只是由于种种个人原因,他才在一段时期内没有生活在那里。
    1980年3月26日,哈耶克在伦敦的“星期一俱乐部”——保守党讨论政策的场所——发表了一篇题为《中间派的混乱状态》的讲话。在这篇讲话的最后,哈耶克谈到自己的一个想法:为使英国成为一个富强、重要的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在保守党内进行着,而英国的持续生存有赖于打碎工会的特权,控制通货膨胀,拒绝社会正义的概念。1984年,哈耶克欣然参加了朝圣山学社在剑桥举行的会议。在为《全国评论》所写的有关会议的报道中,约翰·钱伯林写道,“这届朝圣山学社会议最鼓舞人心的事情是,它是在一个左派不再时髦的学术环境中召开的……这跟30年代的剑桥大相径庭,当时的剑桥是为共产党培养党员的基地,甚至培养出了明目张胆的卖国贼。1984年的剑桥已经准备承认哈耶克是个受欢迎的人,欢迎他回家了。”[28]
    玛格丽特·撒切尔在担任首相后不久曾向哈耶克写信说,“过去这几年,我从您那儿学到了很多东西,对此,我很自豪。我希望,您的一些观念能被我的政府付诸实施。作为你最重视的支持者,我确信,我们一定能够成功。如果我们取得成功,则您对我们取得最后的胜利的贡献将是巨大的。”[29]
    1982年,哈耶克向撒切尔夫人写过一封信,显然谈到了智利政府削减政府开支的成功案例,撒切尔夫人回信说,“从阿连德的社会主义发展到80年代的自由企业资本主义经济,这是经济改革的一个杰出典范,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经验教训”,她写道。“但是,我确信您也会同意,在英国,我们实行民主制度,需要达成很高程度的共识,所以,智利采取的一些措施,在我们这儿很难被人接受。我们的改革必须符合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的宪法。有的时候,改革的进程看起来可能缓慢地让人痛苦。但我坚信,我们将按我们的方式在我们的时代完成我们的改革。然后,这些制度将持续下去。”[30]
    1989年哈耶克90岁华诞之际,撒切尔夫人写信给哈耶克说,“到本周,我荣任首相一职已达10年。很多人非常宽宏地评价我们的政府所取得的成就。当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如果没有那些价值和信念将我们引导到正确的道路、并为我们提供正确的方向,则我们不可能取得一样成就。您的著作和思考给予我们的指导和启迪,是极端重要的;您对我们居功至伟。”[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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