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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灵的冲动—我冲动故我在

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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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郑伟  

公民,教师,专栏作者,教育酷儿。长期徘徊于教育与学术之间。近十余年来出版有《教育苦思》、《疯人教育日记》、《教育生态学》、《重新发现教育》等书,《极权主义宝典》、《红色极权的黄昏》、《酷儿视域》、《教育奇论》和《坎南的救赎》五本书稿尚待出版。本博客的全部文字均属博主原创(除"他人眼中的我“和“引用”栏目外),版权属于博主个人所有,不得非法印刷。网友引用时请注明原文作者及地址,谢谢合作!欢迎媒体编辑采稿约稿! QQ:8205409 电话1388105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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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自治的构想  

2013-04-13 09:48:09|  分类: 教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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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4月,高一、五班三十名九同学自发签定《五班公约》,要求创立一个自治团体。《五班公约》内容如下:

我们在上帝面前,彼此以庄严的面貌出现,现约定将我们班级组成自治团体,以使五班有一个良好的秩序,更利于我们的学习和成长,让我们将来成为优秀的公民。为了这一目标,我们将根据这项契约颁布我们应当忠实遵守的公正平等的班级规章制度,并视需要而任命我们应当服从的班委。

我们不需要谁来为我们负责,也不需要谁来代表我们。我们在此承诺,我们将充分运用自己的理性,自觉遵守《中学生守则》和学校的规定,做一名合格的学生。但是,我们也希望班主任不要事无巨细地干预我们,给我们一点个性的空间。

我们在此庄严在约定,并在此契约上签字。

看到这里,各位都会对上面的内容表示怀疑吧?坦诚地讲,上面的情景一直只是我的梦想。

现在的孩子都是专制主义熏陶出来的,缺乏自治的能力与自律的意识。班主任要完全让孩子自治,孩子可能达不到这个要求——况且,校长也可能不会同意学生自治。然而,我却总希望能有机会尝试一下。对此,我有如下几个理由:

第一、孩子们现在都是十六七岁,接近十八岁的成年年龄。假如说,成年意味着理性成熟,那么,十六七岁的孩子难道没有一点理性吗?我相信,这种年龄的孩子还是具备一些理性。

第二、自治与自律,是成熟的一个标志。假如十六七岁不让他们学着自治,他们又何时能真正自治?

第三、我认为,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是公民教育中的重要内容。中国社会处于朝向公民社会的转型中,中国教育最缺乏的却是公民教育,

总之,在现有的情况下,我认为有必要尝试一下这种“契约教育”。即使做得不好,没有多好的效果,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这是中国教育迟早要完成的任务。今天的失败,可以为明天提供一些经验教训。

不过,我还是面临着几个难题。班上有几个孩子比较顽皮,行为规范差,学习不认真,显然是没有多少自律的能力。根据我的观察 ,他们的心智都不够成熟,上课还要看漫画书。即使他们签定了契约,恐怕也不一定能做到,这是让我最担心的地方。

其次,在西方,上帝是非常神圣的。西方人在结婚时,也要请神职人员主持婚礼,就是想让上帝见证这个婚姻。一旦缔结了婚姻契约,双方便必须对对方保持忠诚。背叛了对方,就是背叛了上帝在西方国家,背叛上帝显然是一种莫大的罪孽。中国的问题在于,中国人的心中没有上帝,心中缺乏一种绝对的力量,结果便会没有一种力量来使契约生效。中国人的行为没有原则性,行为上喜欢小聪明,其中一个原可以追溯到上帝在中国人心中的缺席。

孩子们签定了这份契约,但可能由于没有一种绝对的力量督促他们履约,最终导致“契约教育”的失败。我可以成为孩子们心中的上帝吗?即使我可以通过“洗脑”来标榜自己是上帝,我也不能这样做。共产党长期坚持对民众洗脑,人民记住自己是上帝 ,可是我不是党员,不承认共产是上帝。

最后,领导一直希望强化管理,对孩子们实行高压,以实现分数的高率化。孩子们实行自治,虽然可以做到不出大问题,但毕竟个性需要自由,班级肯定会显得相对松散一些。对于追求分数效率的领导来说,这种状态不一定能被容忍。

关于班级自治,我曾跟一些教师讨论过。大家都一致认为,只要班级情况允许,班主任完全可以尝试一下。当然,班主任不应该操之过急,在学校引发风波,让自己处于被动。班主任不妨低调一点,小心操作,走一步看一步,不要急于求成——在极权专制的环境中“挖墙角”,本来就是一种“地下工作

我准备把下面这篇我的旧文印给学生,让学生写读后感,若有可能的话,再在班会上进行讨论,尤其是关注那几个顽皮孩子的话。如果条件不成熟,我就打住了。若有可能,我才准备进行第二步——正式起草《五班公约》的内容 。


附文:

自治与道德

导读:

自治意味着听从内心的声音,自觉地“履约”。同时,自治也意味着民主和自由。总之,“履约”精神深深地植根于西方社会的道德与政治之中。

没有自治,便不可能有民主。自治意味着自主地进行理性判断,并作出相应的选择。专制主义者剥夺了民众的选择权利,压制了民众的理性发育,因而必然降低社会的道德水平,使民众产生出一种奴才性格。班主任是否鼓励学生自治,对学生的人格有着终身的影响。

民主是自由的有力保证,而自由是学生形成个性的前提条件。因此,实行民主管理,鼓励学生自治,是时代发展对中国教育的要求。中国的班主任,能让学生自治吗?

在班级管理中实行自治,是生物学世界观在班级管理中的运用——其实,自治又何尝不是一种自组织方式呢?

 

在人民自己治理自己的地方,他们是不会逃避责任的,因为他们不可能将自己的责任推卸到政府身上。

——卡尔·柯勒律治

 

《圣经》是西方文化的经典文本。它本是一个契约,上帝耶和华与古以色列人的契约。上帝是以色列人的神,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若信奉和遵从上帝,便可得到富足与繁衍,否则,上帝将降灾难给以色列人。

上帝与以色列人的第一次立约是与亚当后裔诺亚之约。上帝创造人后,除诺亚外,人类都背叛了上帝,上帝便欲洪水来处罚他们。然而,上帝让诺亚造出方舟,并让其家人乘上方舟。人类正是因诺亚方舟得以延续下来。洪水后,上帝与诺亚立约,说,“我把虹放进云里,这便是立约的记号。”

上帝与摩西也有立约,这便是著名的“摩西十诫”。“摩西十诫”被刻在石板上,成为古以色列民族的基本法律。此后,上帝与以色列君主戴维和所罗门续约。西方把契约和上帝联系起来,难怪西方人把履约看得这么神圣。在历史上,我们熟知的英国《大宪章》、新教徒的《五月花号公约》,甚至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都体现了履约的思想。

1620年11月,“五月花号”船即将到达美洲之际,四十一名乘客在船上签定《“五月花号”公约》,创立了一个自治团体。这个团体是基于被管理者的同意而成立的,而且将依法而治。这个公约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份重要的政治文献。在公约里,有这样几句话:

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彼此以庄严的面貌出现,现约定将我们全体组成政治社会,以使我们能更好地生存下来并在我们之间创造良好的秩序。为了殖民地的公众利益,我们将根据这项契约颁布我们应当忠实遵守的公正平等的法律、法令和命令,并视需要而任命我们应当服从的行政官员。

可见,西方的历史是一部“契约史”或“履约史”。事实上,自治出现于西方社会,这跟“履约”精神有着密切关系。“履约”出自于内心的绝对命令,在道德维度上有着极其重要的特殊意义。同时,自治精神也为西方催生出了民主和自由的政治制度。

几千年的专制传统,造成了中国人身上种种的丑陋——自私、麻木、冷漠、懦弱、犬儒化、缺乏责任心,等等。中国历史是一部专制史。专制主义的逻辑是: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是牧羊者,民众则成了儿童、羊群和脑残,是没有判断力的弱智,无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无法判断或识别真理,因此需要一个牧羊者,或一个主子为其判断,为其负责,为其作主。

康德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能够做出选择。人之外的事物受制于因果关系,遵守一些预设好的因果程序,而人却可以依照自己的意志自由选择。在《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康德曾明确地指出: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在康德看来,如果人们的行动取决于外在于他们的东西,即如果他们的行为不是缘起于内部而是自身之外的事物,那么,他们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有道德的人,也不会有什么道德感与责任感。假如说,经过启蒙的人能够运用内在于他们的理性去判断,他们的道德水平便会高一些,那么,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平便一定会低于西方社会,因为中国至今仍未经历过完整而彻底的启蒙。

   价值之所以为价值,这是由人的选择而非它自身的固有性质所决定的,因为价值外在于它的固有性质。换句话说,价值是因人而生,没有人的选择,也就没有价值可言。然而,班主任的家长式专制主义,必然会把价值强加给学生。学生的内心没有自由,也就会失去道德判断的基础。

班主任越强迫学生,越是一种专制;班主任越专制,越降低学生的道德水平。面对诱惑和威胁而行善,这不是真正的道德。真正的道德是一种自觉,是一种理性,一种内心的“绝对命令”,不会受到外界的影响。道德是内心自由的表现,强迫是不能产生道德的。在一个极权专制的社会里,民众的道德水平不可能会高;在一个极权专制的班级里,学生的道德水平同样不可能会高。

学生不是弱智的低能儿,他们是有理性判断的,不需要事事都被班主任代表。只要让他们内心自由,让他们能自由运用自己的理性,他们的道德水平也会逐渐提升。然而问题恰恰在于,班主任们对专制主义的危害毫无所知。本是专制主义的牺牲品的他们,又接过了专制主义的“接力棒”,将其传递给下一代。一旦学生将来有了机会,又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人。班主任自己做稳了奴才,为什么必须让学生也成为奴才?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大声疾呼:“一个国家如果不自由,一国所有的人民都得为他们政府的专制付出道德代价。”英国思想家阿克顿也说过:“自由是义务的存在状态,是良知的守护者。自由与良知相伴而生,相伴而长。”1可见,自由和道德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的专制主义制度,要为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平的低下负责。

自治是民主管理的具体体现。当班主任进行“精细化”的管理,将自己的权力伸向班级的每个角落时,极权专制的趋向便已体现了出来。此时,学生享有自由吗?有多少自由?当学生没有了自由时,他们能不成为班主任的奴才吗?而作为班主任的奴才,他们又会有多高的道德水平?

班主任培养的是现代社会的公民,还是专制主义的奴才,这从班主任是否允许学生自治便可看出。让学生自治,实行民主管理,显然有个前提条件,那便是班主任便只能宏观调控,保证学生的自治空间,不必事无巨细地干预学生。

让学生学会自治,借此强化学生的民主观念,这应该是一个总的大原则。然而,每个班主任所在的环境不同,管理的班级也各不相同,因此,我们不便在细节上进行讨论。我们相信,只要有了较高的思想水平,班主任都会因地制宜地进行操作。

 



1阿克顿《自由与权力》,译林出版社,2011,P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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