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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灵的冲动—我冲动故我在

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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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郑伟  

公民,教师,专栏作者,教育酷儿。长期徘徊于教育与学术之间。近十余年来出版有《教育苦思》、《疯人教育日记》、《教育生态学》、《重新发现教育》等书,《极权主义宝典》、《红色极权的黄昏》、《酷儿视域》、《教育奇论》和《坎南的救赎》五本书稿尚待出版。本博客的全部文字均属博主原创(除"他人眼中的我“和“引用”栏目外),版权属于博主个人所有,不得非法印刷。网友引用时请注明原文作者及地址,谢谢合作!欢迎媒体编辑采稿约稿! QQ:8205409 电话1388105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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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何缺乏大师?  

2014-12-05 12:23:41|  分类: 教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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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中国人不是有创新精神的民族,中国也不是一个创新型的国家,我想没有人会反对这个观点。时有文章鞭挞中国教育,认为中国教育埋没人才,致使中国丧失了创新能力,因此呼吁中国进行教育改革,培养一批创新型的人才。还有一些人拿诺贝尔奖说事,认为中国人没有在科技领域获大奖,这说明中国教育肯定有问题。

那么,中国教育有没有问题呢?答案是肯定的。不过,中国教育中的问题,很多并不是教育本身的问题,问题在于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和传统文化。在这里,我们不用撇开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只需看看中国的传统文化如何影响了中国的教育。

简单地说,中国教育的现状,要归咎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缺少的一个重要东西——个体意识。在这里,我们可以对中西文化作个简明扼要的比较和分析。

    众所周知,西方文化的一个源头是古希腊。在古希腊时期,商业非常繁荣,市场经济已达到较高水平。市场经济承认私有,因为没有私有制就没有市场经济。承认私有,也就从法律意义承认了个体的尊严。

在哲学角度上,根据邓晓芒的观点,古希腊时期有三位哲学家为私有制提供了哲学基础。第一位哲学家是德谟克利特。他的原子论认为,世界是由原子组成的,原子之间是相互独立的,或者说,不可入的。在社会里,原子就是个体,个体之间不能侵犯彼此的权利。第二个哲学家是普罗泰戈拉。他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引出了“约定俗成”的观念,为法律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比如,我看到的东西是黄色,你却说成是红色,显然我们之间没有“约定俗成”。邓氏还进一步认为,“约定俗成”的背后有一种契约精神,因此卢梭并不是第一个提出契约思想。

第三位哲学家是苏格拉底。他的“认识你自己”提高了个体的地位。他认为,人要认识到自己心中的真善美,并以此作为伦理根据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他被判死刑后没有逃跑,就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死了才是善的。他既然同意了法律,就应该遵守法律,即使法律判他死刑。

中国的情况不一样。在古代,中国官方一直奉行“重本抑商”的政策,本即农业,因此中国社会一直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国社会原始部落的血缘关系,使中国人一直没有摆脱与家族、国家的关系而独立出来。不仅是孩子要接受父母的管教,而且成年人也要服从更高的祠堂、族法。即使是成年人犯规,也会被弄进祠堂,接受族规的处罚。个体上面有家,家上面有族,族上面有国,层层的等级淹没了个体。

儒家讲究礼制,制定了一套规范来约束个人。道家则要求人回归自然,消融于自然之中。佛教“只讲精神超脱,不讲精神创造和精神生活,这不能跟西方基督徒相比。…..佛教徒很少谈得上超越的精神生活的宗教意识。超越世俗的、精神的宗教意识,带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在信仰问题上抱有理想主义的宗教意识,中国是非常缺乏的。”[i]总而言之,中国文化关注世俗世界,在超越性上的缺乏,使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了适应中国的土壤,在很大程度上也被“本土化”了。

佛、道、儒等传统文化使中国人消失在了群体和自然之中,没能使中国人产生个体意识。在个体意识中,最重要的便是邓氏所说的“逻各斯”和“努斯”,即理性精神和自由精神。前者代表着科学(赛先生),后者则对应着民主(德先生)。“它们分别体现了理性的两个方面,一个是规范性的方面,一个是超越性的方面。作为努斯的理性与作为逻各斯的理性有一点不同,它已经不是那种仅仅用数学和逻辑来规范事物的意思,努斯意味着超出感性世界达到普遍共相,那么这种超越就需要有一种生命冲动。努斯就是这样一种生命冲动,它是一种自动性,柏拉图给它定义说,自动的东西就是努斯,就是灵魂,灵魂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自动性,用今天的话来说就在于它的自由意志。”[ii]由于个体意识的缺乏,中国人的理性精神和自由精神便丧失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文化是如何延续至今的呢?

在央视9频道(纪录片频道)中,我曾看到过一部关于研究大猩猩的纪录片。在片中,专家对大猩猩和人类儿童进行了对比实验,结果发现人类儿童的模仿能力要比成年大猩猩好得多。人类具有超强的模仿能力,这为人类整体的存活创造了条件。早期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经验,可以通过模仿传递给下一代,积累出越来越多的知识和经验。类人猿再聪明,却不能通过模仿来积累知识,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

中国人也以模仿见长。中国的盗版猖獗,但盗版本质上就是一种模仿。在中国,“山寨版”的东西满街都是,不仅造出模仿白宫和埃菲尔铁塔的建筑,而且连名人也有了“山寨版”。中国人的模仿精神,可以使华夏文明延续下来,但只能是周而复始,并没有直线性的发展。这可以解释为何世界上的几大文明都已消失,唯有华夏文明存活了下来,但仅仅只是存活而没有实质的发展。

如果一群狮子的活动区域中只有鹿,那么狮崽便可形成一种猎杀鹿的先天禀赋。然而,在没有鹿的地方,狮子的生存就会面临严重问题。所以,为了能在更为广阔的地方存活,狮子必须学习捕捉其它动物,作为鹿的代替品。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学习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最佳的适应能力。

“那么后天学习,主要是哪个特征,哪个方式,哪个方向呢?不外两个:模仿和创新。而基因决定了动物的学习中模仿比起创新具有压倒性优势。自然选择之所以导致了基因在支持模仿和创新上的偏颇的配比,是自然选择发生作用的那个环境的特征决定了的。环境在较长的期间是稳定的,稳定的环境对特种成员鲜有创新需求。”[iii]由此可见,稳定的环境更需要的是模仿,而不是创新。

看看中国的地形。向西,不能越过沙漠进入中东;向南,不能越过横断山 或喜马拉雅山进入印度;向东,不能越过太平洋进入北美。向北,虽可进入西伯利亚,却无奈那儿多戈壁,气候又较寒冷,哪有中原的农耕文明好,还是留给北狄 “游民”吧。在这个相对封闭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华夏文明形成了一个内稳态结构。秦始皇修建长城,只是强化了这种封闭性。这种稳定结构使华夏文明能够存活几千年,但只需要模仿而不是创新,所以中国人一直没有创新精神。

根据汤因比的观点,文明的演进中有一个“挑战与回应”的模式。当一个文明受到挑战时,它便会进行回应。如果它无力进行回应,及时调整自我,它就会走向消亡。世界上的其它几大文明,大抵是在这个过程中消亡的。在历史上,华夏文明多次面临外族的挑战,但每一次都进行了适当的回应,对外族文化进行了吸收,所以才得以延续至今。尽管如此,中国的环境总的来说是比较稳定的,外族的挑战并没有带来毁灭性的冲击,相反却被华夏文明所吸收。

日本则不同。作为一个岛国,日本面临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处在一个不稳定的环境中。加上本身缺乏自然资源,日本国民有一种危机意识也就非常自然了。从这点来看,在日本人的深层意识中,会时时想到自己的生存危机。相应地,日本人的创新精神比中国人好一些——据不完全统计,日本总共有十几位科学家获得过诺奖。当然,日本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文化中对个体意识的重视自然也不如西方。日本人的创新精神要逊于西方,典型的例子就是西方人获诺奖的数量明显多于日本人。

“物种由少到多,乃至渐次出现了高级动物,从根本上说有赖于基因的变异,没有变异自然选择便没有了用武之地,因为没有了差异淘汰。但是不可忘记,多数变异是不成功的,被淘汰掉了。只有极其稀少的基因变异,与变迁的环境相适应,穿越了自然选择的剪刀,成为适者。”[iv]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有了个体意识。一些学生有了个体意识,无力反抗体制,最终选择了自杀。他们消灭了自我,进化之路便走到了尽头。另一些学生选择了退学,欲实现自我的基因变异,但成功者寥若星晨,比如莫言,多数人的变异都被淘汰了。也就是说,即使是他们退出了体制,没能充分实现自我发展,没能引领华夏文明的发展。

模仿是基因遗传的主要途径,大多数学生的任务就是模仿,使种群得以存活延续。具有创新精神的人属于另类,注定是少数。如果人人都创新精神,传统的东西就会逐渐消失,无法得以延续,这不利于种群的稳定。因此,我们不能指望人人都能成为大师级的创新人才。正如郑也夫所说: “基因一方面决定了不是一切具体的行为方式都由它来注定,将很多技能交由后天的学习来形塑;另一方面,基因又决定了学习的主要方式是模仿,不是创新。也就是说,人类创新能力与创新人才的稀缺是基因注定的,不可更改的,至少在基因工程启动之前的历史中是这样。”v

总之,中国人缺乏创新精神,这有着深刻的社会传统文化的背景。华夏文明能够延续至今,多少得益于这个民族的“山寨精神”。因此,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中国人的“山寨精神”,也不能完全否定中国教育。当然,华夏文明若要领先世界,还必须具备创新精神,而创新精神又来自于个体意识。由此观之,中国教育的重点应该是关注学生的理性精神和自由精神,为学生的个体意识和个性发展提供一点空间,为基因变异保留下少数几棵种子,为大师在中国的出现创造一点可能性。



[i] 邓晓芒《中西文化心理比较讲演录》人民出版社 2013P72

[ii]邓晓芒《邓晓芒讲演录》长春出版社 2012P123

[iii]郑也夫《吾国教育病理》,中信出版社,2014P191

[iv]郑也夫《吾国教育病理》,中信出版社,2014P203

[v]郑也夫《吾国教育病理》,中信出版社,2014P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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