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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灵的冲动—我冲动故我在

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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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郑伟  

公民,教师,专栏作者,教育酷儿。长期徘徊于教育与学术之间。近十余年来出版有《教育苦思》、《疯人教育日记》、《教育生态学》、《重新发现教育》等书,《极权主义宝典》、《红色极权的黄昏》、《酷儿视域》、《教育奇论》和《坎南的救赎》五本书稿尚待出版。本博客的全部文字均属博主原创(除"他人眼中的我“和“引用”栏目外),版权属于博主个人所有,不得非法印刷。网友引用时请注明原文作者及地址,谢谢合作!欢迎媒体编辑采稿约稿! QQ:8205409 电话1388105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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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再反人类  

2015-01-11 13:22:16|  分类: 杂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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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凡是不合法的事,都是不道德的事,但反过来未必如此。强奸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也是不合法的;然而通奸是不道德的,但却不是违法行为。尽管如此,我们可以说道德与法律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一方面道德是软性的,法律是硬性的;另一方面,它们都跟人的自由意志有关。

第一方面比较容易理解,这里我只想重点说说第二个方面。

根据邓晓芒先生的观点,自由意志本身有三个要素。第一是任意性,即自发性,不受外在的必然性的束缚。比如,人的死亡是必然的事,这是对人的外在的束缚;然而,一个人若为坚持真理而过早死去,他的这种选择便说明自由意志具有任意性。第二是选择性,即可以进行自由选择。比如,我今天可以去打麻将,也可以写文章。不过最近我的手气不好,理性告诉我今天可能要输,结果我就选择了呆在家里写文章。第三是自律性,即用自己的选择来要求自己坚持下去。一个男人看见美女就想泡她,这是他的原始冲动。但是,他想到泡美女可能要违法,于是他抑制住自己的欲望,最终没有发生不道德或不合法的行为。也就是说,他运用自由意志约束了自己的行为。

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自由意志都是用理性作为支撑的。没有了理性,自由意志就无从谈起了。因此,理性可以等同于自由意志,二者都是道德和法律的基础。

道德和法律是一种理性的自觉,一种内心的“绝对命令”。专制政治剥夺了民众思考和判断的权利,决定了社会的道德水平不可能高。“三个代表”中的“代表人民的利益”,便是共产党专制政治的标志性口号。一个正常人的利益,只有他自己知道,凭什么要以“他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儿”让他把利益交给你?哪怕是一个傻子,也知道鞋子是否合脚——一个人的幸福只有他自己知道,别人无权决定他的幸福。共产党声称“代表了人民的幸福”,比人民更知道他们的幸福在哪里。显然,在共产党看来,人民连傻子也不如。“代表人民的利益”的背后,无非是想要人民把利益交给共产党,让“红色江山”能够持续永远。在共产党的国家机器下,人民确实把利益交给了国家和共产党。不过,这种赤裸的抢劫表明,共产党不过是一个黑社会组织而已。

在一个家庭里,父母若总是为孩子做主,为他决定这样那样,那就会削弱他的自由意志。孩子长大后,就会成为一个没有判断力,没有主见的人。即使孩子自主选择可能出错,但这也成长的代价。在不断的犯错误的同时,人就学会了思考和判断。家长怕孩子犯错,表面上是善,实际上却是一种恶,因为这种环境中孩子的理性是有限的,永远也长不大。在社会层面上,共产党也喜欢事事为民做主,比如地震捐款。共产党直接从工资里扣除一部分,算是为民捐款。要知道,捐不捐,捐多少,这些事应该由人民自己经过思考判断后来决定。共产党处处要代表人民,必然也会造就出一批愚民。只要有机会,这些愚民就会成为暴民,共产党必将为此遭到报应。

在民主国家,人民拥有自由意志,但也是理性的。美国人可以合法地拥有枪支,这种自由赋予了美国人一种责任感。美国人清楚,枪支只能在某些特定的时候使用,不可成天胡乱使用。这也表明,自由就是一种责任感。共产党剥夺民众的自由,使人民无法运用自由意志,致使理性的丧失。当中国人民成一群暴民时,他们怎么会有责任感?

说到这个问题,我也认为中国人不适合持枪,至少目前不能这样。从古至今,中国都是专制社会,而是专制中最恶的家长专制。在这样的社会里,民众没有足够的理性,如同小孩子拿到枪一样危险。

众所周知,苏格拉底被“民主”地判了死刑。有人曾劝他逃跑,也为他找好了出路。但是,苏格拉底却拒绝逃跑。对于他来说,他作为公民参与和同意了法律的制定,所以他必须遵守法律,哪怕法律判他死刑。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苏格拉底选择了死亡。然而,他的理性精神并没有死,至今影响着西方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谁能说,西方文化中的理性跟法律没有一丝关系?

其实,人的自由意志是与生俱来的。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违反上帝指令而偷吃禁果,这给出了这样一个启示,即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在一个人格不完整,思想不自由,精神不独立的国度里,民众会有多高的道德水平呢?对于当下道德水平的低下,“红色专制”政府必须负起责任来。

1953114日,胡适在电台回答曾虚白有关清算“胡适思想”诸问题时说:“我只能指出共产党最害怕的两点:第一,我提倡自由,我一生主张:在一个文明的国家里,人民必须享受思想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发表思想的自由(就是言论的自由)。这都是共产党统治之下绝对不容许的,因为共产党最怕的是自由,所以我的自由主义、我的提倡自由是共产党认为最危险的敌人。这是第一点。第二,我提倡怀疑,我一生反对武断主义,反对一切教条主义。我相信,一个自由独立的人,对于一切思想,一切主义,一切信仰,必须先怀疑而后可以相信,必须仔细考究而后可以相信。”

作为一个极权专制的政党,共产党最怕自由二字。对于共产党而言,人民获得了自由,那就是要它的命。2012年,重庆彭水县大学生村官任建宇转发负面微博被劳教。任建宇曾网订一件印有不自由,毋宁死字样的文化衫,这件衣服后来被当地警方作为劳教的物证收走了。共产党对自由的惧怕可想而知。

然而,如上所述,若是人民没有自由,必然会成为愚民和暴民。正如雅斯贝尔斯曾说:“一个国家如果不自由,一国所有的人民都得为他们政府的专制付出道德代价。”因为自由的核心是思想自由,即拥有自由意志。如果没有了自由意志,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必然低下。若是要“代表先进文化”,共产党最好把自由还给人民,努力推进社会文明进程,不要成为了反人类的政党——把本来有自由意志的中国人塑造为愚民和暴民,这怎么不是反人类呢?

然而,中国仍然实行党禁报禁和新闻审查,这可是理性与民主的硬指标。这种制度显然是反人类的。与共产党相比,国民党显然要伟大得多,至少目前仍是这样。

19869蒋经国表示将要解除实行38年的戒严令,并开放党禁、报禁。台湾民运人士于928日集会,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不久陈水扁加入)。反对党公然成立这还了得?情治部门立即呈上反动分子名单,准备采取抓捕行动,却未得到蒋经国的批准。他当时平静地说出一句名言: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国民党听口说要开放党禁、报禁时,纷纷表示质疑。“国策顾问”沈昌焕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却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在蒋经国逝世十五周年时,曾任蒋经国秘书的马英九写过一篇追思文章。文中说:”蒋经国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他敢想敢做,有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更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能力”。

我希望,共产党也能顺应历史潮流,承担起历史的责任,开放党禁报禁,解除新闻审查。真若能那样,那么它就跟国民党一样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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