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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灵的冲动—我冲动故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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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伟  

公民,教师,专栏作者,教育酷儿。长期徘徊于教育与学术之间。近十余年来出版有《教育苦思》、《疯人教育日记》、《教育生态学》、《重新发现教育》等书,《极权主义宝典》、《红色极权的黄昏》、《酷儿视域》、《教育奇论》和《坎南的救赎》五本书稿尚待出版。本博客的全部文字均属博主原创(除"他人眼中的我“和“引用”栏目外),版权属于博主个人所有,不得非法印刷。网友引用时请注明原文作者及地址,谢谢合作!欢迎媒体编辑采稿约稿! QQ:8205409 电话1388105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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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政治》读书笔记  

2015-12-20 15:05:13|  分类: 笔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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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政治

(英)齐格蒙·鲍曼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1、勒内·吉拉尔在《双重束缚》一书中曾假定:假想在一个前社会时期,人群歧见漫延,为生存竞相残杀,共同体为分裂与暴力所撕裂,人们无法团结,那将会发生什么?……他是这样思考的:关键在于牺牲品的选择,牺牲品的被杀不同于一般,群体的所有成员都参与杀他的事件中来,他们都变成了帮凶,共谋者与从犯,从而“困谋杀而联合起来”。这种自发形成的协调行动具有一种潜能、将零星的敌意与攻击,累积成合礼与不合礼、合法暴力与非法暴力、无辜与犯罪的明确分界。它将孤独的人(惊恐的人)团结起来,形成一个团结的(自信的)共同体。P7

2、不管歧见的漫延以及它的难以凝聚在什么时候,也不管彼此的猜忌和敌意占支配地位在什么时候,惟一能够导向或者回归共同体团结的,并由于这种团结而导向或回归一种可靠的栖居地的方式,就是选择一个共同的的敌人,针对这一共同的目标,集中力量,共同施暴。P7

3、当今人类最普遍的困境和不满在于交易的成果,就像他们的先人们一样,而目前,在日益扩张的个人自由的祭坛上,日复一日地供奉着的,正是可靠性。在通往选择与自我表现的更多个人自由的道路上,我们丧失了现代文明提供的大量可靠性,丧失了它承诺要提供给我们的更多可靠性。P8

4、“我是哪里来的?”、“应该如何生活?”、“死后会发生什么?”之类的问题…..说它们是根本性的,乃是就其最初的字面意义,而不是就其隐喻意义来看,所谓根本性,就是说,这些问题是“基础性的”——独特的人类生活的构成要素,规定了人类“在世存在”的方式有别于其他各种亦具短暂性、暂时性的有机体的存在方式。P23

5、这三个问题浓缩成这样的一个伟大的难解之谜:既然我只是这个世界的匆匆过客,那我什么要在这里——如果有,目的是什么?正是这个谜团,激发了人类种种疯狂、痴迷的行为,到18世纪末,经过反省,这些行为才赢得了文化之名;正是这些令人迷惑难解的东西,才使文化及其“解释性/抚慰性”的故事的繁复网络,成为最主要的价值——这种价值对意识到自己之必死性的生物来说,是必不可少的。P23-24

6、个体死亡的荒谬性不再阴魂不散,这是由于所有有死的生命为民族的永生作出了贡献。民族性所传承的永恒性赋予有死的生命以意义,但是,这种永恒性的永存给予有死者的行动以一种附加的超越价值。民族性提供有死的存在者以机会,以使其个体能够超越死亡而获得永生,但只有将一个人的生命献给民族的生存与幸福,他才有可能获得这样的机会。P27

7、民族与家族都是对个体生命之有限性这一痛苦的集体性解决方法。它们表达了同一信息:我的生命尽管短暂,但既非虚度,亦非毫无意义,倘以自身微薄之方式,奉献于更大实体之存在——无论我能享受多高的寿数,这一实体在我身前既已存在,在我死后亦将延续;正是这一奉献,将不朽赋予速朽生命。P29

8、“他律/自律”策略通过将生命感转向有希望成为不朽的集体,通过将终有一死的个体生命织入其成果具有不朽性的集体劳作,从而缓和了个体在意识到自身必死性之后的潜在的毁灭性后果。P29

9、加谬《局外人》预言了这一困境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加谬深知,这个世界的每个人都是孤独的,生命都将随死亡终结,生命整体上不会留下任何东西;在必死的个体与“不仁天地”之间,别无他物。在短暂与永恒之间的集体构建的桥梁垮塌了,只剩下个体在与他自己无法缓解的、彻底的生存性不安而面面相觑。P30

10、艾里克·霍布斯鲍姆:“全球经济的基础结构正越来越脱离世界政治结构,而且正在超出世界政治结构的边界。”“不同于拥有领土与权力的国家,‘民族’的其他要素能够,也非常容易被经济全球化所蹂躏。种族与语言就是两个明显下例子。失去了国家权力与强制力量,它们显然就不那么重要了。”P31

11、约翰·卡罗尔:“无信仰的个体,为了赋予自己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以意义,将会发现自己被困在自我专注的强迫症、沮丧与焦虑之中——精神病成为疾病的现代形式。事实上,‘精神-病’这一术语在古希腊语中的含义是灵魂的受难,而在现代用法中,以人格(personality)——实质上是自我(ego),取代了灵魂。”

12、肥胖这一事例表明,一旦对抗人类的生存性不安全的任务被私人化,这一任务被交给了个体,让个人去想办法,那么,个体所经历的恐惧就只能“按人头计算”,而不是一项共同的或统一的事业,不是一项具有全新特质的共同行动。私人化恐惧具有一种自我持存能力。没有一种显而易见的办法,可以将这种私人恐惧导向共同事业,从而能够有利于共同面对与共同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能想像的惟一一种聚合形式,可以恰当称作“挂钉类型的共同体”(peg-style community:一个团体通过找到一个挂钉而聚合在一起,众多个体的恐惧可以同时悬挂在上面。肥胖就是这样的一个挂钉。P38

13、曼纽尔·卡斯特认为,当今世界之整合,有如一整套层层叠叠的网络:证券交易、电视频道、电脑、国家。这些网络是权力“流”、资金“流”、信息“流”的站点,从本质上看,其过程不再受制于时空限制。互联网用户就是以这种方式来作为其活动的基本认知框架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阶级的阶级社会里,一个“全球性电子娱乐场所”,在那里,资本与权力藏匿在纯粹流通的多维空间之中,不再以“资本家”或“统治”阶级的形象出现。另一方面,政治一如从前,从本质上看还是一种地区事物。P41

14、个体生活中过度充塞着阴郁的焦虑与不详的预感,基于这个缘故以及其他捉弄不定、难以把握的理由,每个人必须独自承受这一切,从而也就会愈发感到惊恐不安。P45

15、使公众感到好奇,激发其好奇心,如今成为了“公共利益”这一观念的核心。凡是成为公共,就要以一种以激发人好奇心的有吸引力的方式来展示,这已成为衡量能否“很好服务于公共利益”的主要标准。P56

16、简言之,单子寻求重新进入整体之方法,通常效仿“讨价还价/谈判/妥协”这一过程。在政治舞台上,并不完全重合的利益有了短暂接触,新网络就以这种方式缝制而成,它与商品市场的方式更近了。大概这就是“脱口秀”文化塑造、传播的“生活政治”的哲学含义。P59

17、随着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及其非管辖地带的与日俱增,知识精英作为精神领袖的地位已经过时,乔纳森·弗里德曼将他们称为“非现代的现代人”,亦即,缺乏观察全球基本事态的眼光,无意于改善现有状况,缺乏实现更美好世界之决心。知识精神也扮演了社会整合的传统角色,知识阶层中的绝大部分人信奉“无社会”的新自由主义观,在卡罗尔看来,这种偏好表明了“核心精英机制逐渐丧失了社会责任感”,显示了社会意义与价值在潜移默化地走向“腐化”、“自私”,而意义与价值的提供者,却提前退出了。P61

18、伟大的名人(因有名而伟大)们不再追求牧人的权力,因而也不再从事公共德性的教化,他们为他们以前的牧群所提供的最后一项服务,便是公开展示自己的生活,以赢得赞许,并且希望、期待得到摹仿。P62

19、人个选择在任何情况下都受两套约束的限制。一套取决于选择议程:提供实际的选择范围。表明一切选择都是“在这一范围之中的选择”,而对这一范围的选择,却不是选择者所能决定的。另一套约束取决于选择法则:这是一套规则,告诉个体在何种情况下,哪些项目当优先选择及选择是否合时宜。这两套约束在个体选择自由这一框架当中共同运作。P63

20、国家的隐退或自我约束有其最突出的结果:选择在更大程度上受到本质上非政治势力之强制(议程决定)与灌输(法则设定)的影响,主要是金融、商品市场有关的各种势力的影响。P64

21、通向现代晚期或后现代状况的进程,并没有带来更大的个体自由,也就是说,在形成选择的议程的时候,个体并没有更大的发言权,在对选择的法则进行谈判时,个体也没有更多的筹码。它只不过是将个体从政治公民转变为市场消费者。P69

22、极权主义倾向的目的,就是要将私人领域、个体自我建构与自我决断之领域进行总体的摧毁——在根本上,使私人一劳永逸地融化在公众之中。其目标并不在于使个体停止思想——因为即使从最狂热者的标准来看,这也是不可能的,而是将思想变得无能,使之对权力之成败变得无关痛痒,没有影响。极权主义倾向向发展到极致,公共权力与残存的私人个体之间的交往渠道完全闭合。没有必要对话,因为没有什么好谈的;民众说不出什么对权力事务可能产生价值的东西,掌权者也无需说服、改变或灌输其民众。P78-79

23、日常惯例的逻辑取代了意识形态;这毕竟是逻辑,飘浮不定的逻辑,一种自我中心、自我指涉的逻辑,一种不再受任何抵抗妨碍、免于一切现实检测的逻辑,这就是极权主义思想最有魅力的地方,它把握住了所有现代梦想家对“完美秩序”的想像。P79

24极权主义倾向向需要意识形态作为梯子,但一旦爬上去后,这一倾向转变为国家力量,那么,梯子就不再有用。就像一个强大的星体将极权主义倾向从不可靠的、混乱的存在泥潭中拖曳出来一样,这一遥远的理想,并非在一个意识形态主导的社会的视野之中,而是属于一个既不需要意识形态,也容不下意识形态的这会——因为意识形态的社会还得为那些争论、意见的分歧、利益的冲突支付报酬。在这样的一种社会中,逻辑取代了争论,在一个凌乱、放纵、忤逆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中,需要提诱导、试验、检验和监控等这样一些艰苦卓绝的过程,而演绎则足以胜任这一切。P79-80

25、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平庸之心智,知道自己的平庸,确信能声张其平庸之权利,并且还有权利将其平庸强加于其所不及…..若是与众不同,哪怕与众不同的仅仅是内心的思想,都有被清除的危险。”P81

26、极权主义式的权力不容忍任何实验,因为实验就是独白式的、冷酷无情的独裁统治者的眼中钉、,肉中刺,甚至让他们看到异于他们自己制造并维持的现实的新视野,他们会不高兴;他们竭尽全力与实验、视野作斗争,因为存在之原罪来自于方法、目的与价值,而不是来自于当权者所宣称的、赋予合法必性并加以管理的东西。极权主义政体打算提供给知识分子与艺术家惟一的自由,就是倾听、作笔记与服从。不服从,就毁灭;极权主义的宫廷只为御用诗人与御用画家留有空间,定制的任务是描绘统治者所选择的现实,而不是创造现实。(俄国持不见政见的作家瓦诺维奇把“社会主义的现实”风趣地定义为:一种以统治者能够理解的语言来赞美统治者的艺术。)创造现实的权利,以及决定何者之真实足以呈现的权利,依然属于统治者所独享的特权。P 86

27、艾柯将当代文化理论家及其实践者分为“灾告型”和“整合型”。两者之间最本质的不同在于,“灾告型知识分子的存在就是把种种衰落的理论保存在一起,而整合型知识分子则很少是理论化的。他们更可能是以日常事务为基础,忙于生产自己的信息,并将其输送到每一个领域”。灾告型知识分子最有可能是悲观主义者,相反,整合型知识分子则既不是悲观主义者,也不是乐观主义者,但最为重要的是,他们不是异议分子。对于整合型知识分子来说,灾告型知识分子的哀伤乃是他们的自然要素。P91

28、艾柯指出,灾告型的与整合型的人对文化之所是及其内容有着不同的考虑。凡认为文化是“一种贵族现象”,并且“夙兴夜寐,遗世独立、悉心维护其对内心生活之教养之责,以此来减弱、压制民众之庸俗与粗鄙”,这样的人在今天就最可能是灾告型的。他们认为旨在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抹平人与人的趣味与理解力的“大众文化”根本就不是文化,崦文化的毁灭,是“反文化”。P92    

29、根据艾柯的说法,灾告型与整合型之别,就是认知视角之别,更准确地说,就是预设观念之有无,这是乌托邦与现实主义之别,是用某种无法实现的理想衡量现实与接受现实之别。P92

30、皮埃尔·布尔迪厄近来有个妙论:由于当代之知识男女不再期待其作品的永垂青史,因此,他们就追求尽可能我地亮相于电视;这是贝克莱著名格言之最新版本:“存在就是在电视上露面。”布尔迪厄认为,电视相当于知识分子的纳喀索斯之镜(Narcissus’s mirror)。知识男女的策略是,以追求被邀请上电视来取代追求永恒;使被邀请上电视成为可能,成为日常工作的构成方式。P95

31、意识形态自诩为一门严格、精确的科学,在科学世界里,它被认为担当着看门狗的角色。它的信念是对人类知识的所有其他部门的工作进行监视、督察和矫正——对人类的认知过程进行调查、规制,必要的话,使其整齐划一。P102

32、意识形态成为一种神奇的武器,同时在两条战线上展开战斗:对抗无知,对抗错误的教育(亦即不正确的教育者)。P102

33、所谓全球化,就是指权力与政治的逐渐分离。曼纽尔·卡斯特指出,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的“流动”,不再受到空间和距离的限制,而政治却一如过去,依然是地方性的和地域性的。……保罗·维里利奥写道,福山提出所谓的历史的终结是过于草率了,我们倒是可以蛮有信心地说地缘空间的终结。P111

34、传统其实与风俗、习惯恰好相反。风俗或习惯是一种未经思考、也未经反思的行为,既不要求得到解释,也不能要求得到原谅,一定要给出它自身的根据是非常困难的。……相反,“传统”指一种有选择的情形:这一概念生来便是某种使命的代名词;在众多可能、可行、看来合理的行为方式中间选择一种,这时,“传统”的“课题”便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传统”直接涉及思考、推理、论证,更重要的是选择。P123

35、安东尼·吉登斯说得恰到好处: 我们的世界是一个人为制造的不确定性的世界。不确定性不是我们所能补救的,而是我们创造的, 我们甚至在以更大的规模来重新创造不确定性,通过我们补救不确定性的努力来创造不确定性。P136

36、可以认为,在所有现代乌托邦之中,自由主义式民主是最有效的一种,这一模型的设计依据,是一个美好社会至少能够保证抵御其他选择之最为明显的缺陷,且能够被组织起来有效运转。还可以认为,自由主义式民主就其现实存在而言,永远达不到这一乌托邦理想,它所呈现之特征,也难以融入一个美好社会的视野之中,甚至它所呈现的某些特征,使它更难以将乌托邦转变为现实。P144

37、自由主义式民主所追求的,是最不可能之事,即使圆寂变方——亦即,它要同时维护国家、个体及其结社的行动自由,在这里,每一个方面的自由都是其他方面自由的条件。P145

38、欧内斯特·盖尔纳的“组合人”(the modular man)隐喻来自于家具行业。…..旧式衣柜开始时就已经有最终的形状,一次定型,在尺码、形状等方面无法变动。如果使用者需要一个更好看或更实用的,只有一个选择:换个新的。组合家具则不同:人们可以购得其中的一部分,今后还可以进一步添加。一个人可以无限地对各个组件进行重新组合,构成完全不同的整体,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和流行的时尚。这意味着,添加和重新组合的进程乃是无穷无尽的。……“组合人”正是现代社会最具标志性的产物。正如组合家具没有一种设计定型的“正确”形状,而是有无限发展之可能形状,组合人也没有预定的轮廓和约定。…..他有着太多的特性与面向,其中的大部分特性只能存在一时,需要时既便于获得,也便去失去。组合人是一种具有变动性、一次性和可替代性这样的品质的生物。….简言之,组合人首先乃是一种无本质之人。…..他不仅是一个组合人,而且还是一个自我摹仿的人。一件组合衣柜来自一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而组合人的生活则是一套有待完成的工作。P148

39、现代性预示着与部落同样完整的总体性的终结,因而也预示着与部落人相一致的那种生活世界折终结。现代社会的总体性不具有部落的那种凝聚力,原因在于,两个总体(都是地方性的,而且是不完整的),即“共和国”与“民族”,结合在一起。每一个都渴望吞并或降服另一个,但是,若要保持自己的特性,就必然利用另一个。因此,这种渴望常常无法实现。P152

40、阿伦特将历史学家的著作与诗人的著作作了比较,历史学家将“纯粹意外事件”这些原始材料变成一个能被讲述、能被把握、能被理解的故事,诗人则将“不幸变形为悲哀”,并且“将悲哀变形为歌颂”。民族主义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对往昔进行集体性的选择与变形。欧内斯特·勒南说的另一段有名的话,就是将民族描述为一种共同看法:记住过去的某些事情,遗忘过去的另一些事情。(我想再引申一下:民族主义规定,凡未经同意的记忆都应被遗忘。)P154

41、全球3个最有钱人的私人财产,超过48个最贫困国家的国民产值之总和;15个最富有者的财富,超过非洲撒哈拉周边所有国家的产值的总和。P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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