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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灵的冲动—我冲动故我在

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

 
 
 

日志

 
 
关于我
郑伟  

公民,教师,专栏作者,教育酷儿。长期徘徊于教育与学术之间。近十余年来出版有《教育苦思》、《疯人教育日记》、《教育生态学》、《重新发现教育》等书,《极权主义宝典》、《红色极权的黄昏》、《酷儿视域》、《教育奇论》和《坎南的救赎》五本书稿尚待出版。本博客的全部文字均属博主原创(除"他人眼中的我“和“引用”栏目外),版权属于博主个人所有,不得非法印刷。网友引用时请注明原文作者及地址,谢谢合作!欢迎媒体编辑采稿约稿! QQ:8205409 电话1388105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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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体制化是我们的共同命运  

2016-03-04 10:36:30|  分类: 杂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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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末,孙权之孙孙皓登基。他整肃朝政,颇得赞誉,如史书有载:“皓初立,发优诏,恤士民,开仓禀,振贫乏,科出宫女以配无妻,禽兽扰於苑者皆放之。当时翕然称为明主。”不过,政权得到巩固后,孙皓开始重用佞幸小人,成了一个专制暴君。“皓既得志,粗暴骄盈,多忌讳,好酒色,大小失望。”面对士代夫的清议,他 则施以滥刑,残忍到“或剥人之面,或凿人之眼。”

      由于孙皓的骄淫奢靡,吴国 势力开始衰亡,最终为晋所灭。孙皓降晋,被封为归命侯。据《世说新语·排调》载:晋武帝有一次问他:“闻南人好作《尔汝歌》,颇能为乎?”他正在饮酒,立刻举杯对武帝唱道:“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孙皓没有了旧时的人君模样,而只是祝愿了主子万寿无疆。

    作为人君,孙皓专横跋扈不 可一世;而作为亡国奴,孙皓又奴颜媚骨。对于这类人,鲁迅表达了他的鄙视与憎恶。在《论照相之类》中,鲁迅转述德国哲学家李普斯的话说,“就是凡是人主,也容易变成奴隶,因为他一面既承认可做主人,一面就当然承认可做奴隶,所以威力一坠,就死心塌地,俯首帖耳于新主人之前了。”对于孙皓,鲁迅干脆直接说, “用事实来证明这理论的最显著的例是孙皓,治吴时候,如此骄纵酷虐的暴主,一降晋,却是如此卑劣无耻的奴才。”在此文中,鲁迅还用“二我图”和“求己图” 两个词语,借以说明中国人的人格二重性决定了中国人的主奴意识。

    承认自己是主人,就是承认自己的人格高于他人,进一步地讲,也就认定了“不平等”的逻辑。如果主人有这种意识,当他沦为奴隶时,也就自然会对主人俯首贴耳了。这种主奴关系的现象,在专制国家的尤其明显,比如说中国。因为说到底,主奴意识的根源在于长期的专制体制。明朝的正德皇帝之所以可爱,那是因为他作为皇帝表现出了不愿被体制化的独立人格,尽管那不是自觉的。

    做奴隶与仆人的人,其人格不可能是独立的。在《论美国民主》中,托克维尔深刻地指出,“他们(奴隶)逐渐忘却自己,也可以说放弃自己,或者勿宁说把自己的一切全都交给了主人,并自以为由此确立了自己的人格。他们以支持他们的人的财富来炫耀自己,以主人的荣誉来为自己增辉,以主人的高贵来抬高自己,并一直陶醉于这些仰仗他人而来的光荣。他们把这种光荣看得往往比其全权的实有者看得还重要。”可见,奴隶的人格必须决定于主人的人格。

    主奴人格是鲁迅的话语方式,权威人格是西方的话语方式,二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跟主奴人格一样,权威人格一方面对弱者夸耀自己的力量,对其进行排斥、拒绝和打压;另一方面,又对权威者又卑躬屈膝,绝对服从另一个权威。一般来讲,权威人格都是一体化的,即在同一个人身上会表现出两面性。一方面,他是别人的主子,另一方面,他同时又是另一个人的奴才。一句话,权威人格同时具有施虐和受虐的两面性。一旦认为自己是主子,便是断定自己的人格高于他人。进一步地讲,这便预设了“不平等”的逻辑。当外部条件发生转变时,主子便会心甘情愿地做起了奴才。这便是主奴人格发生转换的内在逻辑。

双重人格的出现,跟现代社会中的体制化密切相关。体制化意味着,将每人都纳入到权力的监控之下,不服从者就会被惩罚。“体制化”是电影《肖申克的救赎》(Shawshank Redemption)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犯人瑞德谈到“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d)”时说:“起初你讨厌它(监狱),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这就是体制化。”图书管理员布鲁克在肖申克监狱(体制)下被关押了50年。当获知自己即将刑满释放时,他却最终选择了自杀,深刻地演绎了人性被扭曲之后对体制的依赖。

       在《说爱》中,弗洛姆指出,在现代官僚体制中,存在着大量的虐待狂。由于披着官僚外衣,这些虐待行为时常隐而不现。弗氏认为,披着官僚外衣的虐待狂往往具有一些权力,而且会表现出三个特征。

       第一个是对于秩序的过分关注。他们喜欢控制而害怕生活。其实,与其说他们害怕生活,毋宁说他们害怕自发秩序,因为生活具有自发性,显得有点无序。他们必须实施严格的控制,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秩序——或者说,对于他们而言,唯有秩序才能带来效率。

       第二个特征就是他们像对待东西一样对待人,人已成为物品。虐待狂只喜欢弱者,因为弱者最容易满足他们的权力欲,为他们的施虐提供可能性。一旦被他们控制,受虐者便已物化。虐待狂们最怕人格独立的强者,因此会千方百计地将强者变成弱者。若不能做到这点,他们的权力就会自动崩盘。

       第三个特征就是奴性。虐待狂想控制弱者,但是他只得屈从那些比他更强的人。希姆莱可能对下属随意施虐,但他特别崇拜希特勒。他的信念是:我必须服从,我必须使我自己从属一个更高的权力,不管这个权力可能是什么。

       前几年,洛阳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性奴案”,李浩前后共把六名女子关在地下室里。女孩们有过反抗,比如第一个四川女子便因“不听话”而被杀死。不久,她们便发现,反抗毫无意义。于是,她们开始被“体制化”,争先恐后地为李浩献殷情,想从他那儿多得些实惠好处。她们相互妒忌,为陪“大哥”睡觉而争执。女孩甲与女孩乙因争风吃醋发生打斗。李浩协助前者打死后者之后,将尸体就地掩埋。

回顾一下整个过程,我们就会发现“体制化”是如何形成的。在此事中,甲乙女孩两人中有一人攀上李浩,在成为“二把手”后,便可能暴露出作为虐待狂的趋向。一方面,她可以对其他女孩颐指气使,把她们控制得严严实实,另一方面她又必须服从李浩的控制,尽量多向他讨好。大多数人都有这种虐待狂趋向,只是现实环境没有让他们表现出来而已。

学校是一个体制化的典型场所。跟女孩甲一样,学校里的年级组长也是这样被体制化的。他没有办法脱身,只得呆在这里混下去。当学校要他来管理年级时,他发现自己可以从可以多分得一份高考奖,而且平时可能还有别人不知道的“小便宜”。于是,他积极配合学校的权力运作,认真务实地执行学校的任何规定,而且还在原有基础上开始脑筋想出各种办法来约束教师。他是体制的受益者,自然不愿意失去从体制那儿分得一杯羹的机会。一方面,他掌握着话语权,在工作中对教师颐指气使,另一方面,他对学校又表现出唯唯诺诺,忠心耿耿的样子,在公开场合发言时,他总是会维护学校的利益——他人的利益来自于学校,这是校方给他的承诺。至此,他已经完全被“被体制化”了。

教师也没有逃脱被体制化的命运。对于年级组长或学校领导,教师同样是忠厚老实的样子,而在学生面前,为了控制学生,逼迫他们考高分,教师则可能经常河东狮吼,一副张牙舞爪的样子。

        伴随着主奴双重人格的,是著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1973823,两名有前科的罪犯OlssonOlofsson,在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歹徒最终放弃。事件发生后,四名人质却对绑匪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似乎并不痛恨歹徒,而且还表达他们对歹徒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更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Christian竟然还爱上劫匪Olsson,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人质对绑匪的这种感情,被研究学者称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诚然,在被劫持的过程中,绑匪对人质可能会表现出人性的一面,比如对人质的照顾。这可能使人质对绑匪比较人性的一面产生好感。电影《完美的世界》讲的也是这个问题。两名罪犯越狱成功,劫持了男孩菲利普作为人质。途中,罪犯之一的布奇干掉了鲁莽愚蠢的同伙,却对小菲利普照顾有佳。与此同时,警探瑞德带着手下火速追捕布奇。在这个过程中,小菲利普经历了很多刺激与快乐,并与布奇产生了一种近似父子的不寻常感情。

然而,绑匪跟人质之间的感情再美好,却也不能回避绑匪的行为的犯罪性质。只要是犯了法,就应该接受处罚。罪犯也是人,在某些时候表现出来的人性的光辉,可能还是现实中比较罕见的,但这不足以抵消罪犯的罪行。对人性的复杂性是可以探讨的,但事情必须一码归一码。

福柯认为,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权力加强了对个体的监控。福柯的深刻之处,不仅在于洞察出了人类社会的趋势,而且还认为权力开始与知识联姻,并从其获得合法性。对于不愿被驯化者,权力就会进行惩罚和驱逐。每个单位成为权力运作的场所后,整个社会也成为了“监狱群岛”。正是在这些监狱里,被体制化成为了一个被“规训和惩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不仅开始依赖体制,而且还会对体制产生感情。无论是《肖声克的救赎》中努力想回到监狱的图书管理员布鲁克,还是李浩“性奴案”中的女孩甲,或是学校中的教师,他们都在被规训后接受了权力的监控,开始对体制产生了感情。从这来看,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在被体制化后产生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人类进入了现代社会,人性便面临着异化,这不能不说是人类自身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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