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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灵的冲动—我冲动故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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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伟  

公民,教师,专栏作者,教育酷儿。长期徘徊于教育与学术之间。近十余年来出版有《教育苦思》、《疯人教育日记》、《教育生态学》、《重新发现教育》等书,《极权主义宝典》、《红色极权的黄昏》、《酷儿视域》、《教育奇论》和《坎南的救赎》五本书稿尚待出版。本博客的全部文字均属博主原创(除"他人眼中的我“和“引用”栏目外),版权属于博主个人所有,不得非法印刷。网友引用时请注明原文作者及地址,谢谢合作!欢迎媒体编辑采稿约稿! QQ:8205409 电话1388105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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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学校的“精细化管理”  

2016-05-15 10:33:25|  分类: 教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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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全国各校都纷纷打出“精细化管理”的旗帜,誓死要将权力运作到极致。“精细化管理”可以通过加强管理来提升教学成绩,所以在应试教育的环境下,“精细化管理”受到很多校长的推崇。在校长们看来,“精细化管理”已经成为一种学校管理“常识”。

    1911年,泰罗,美国的科学管理之父,出版了《科学管理的原理》。在工业和管理领域,这本书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此书系统地建立了“泰罗主义”科学管理理论,在美国引发一场“社会效率运动”。

    二十世纪初,美国的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以“效率取向、控制中心”为特征的“泰罗主义”对生产效率的影响是明显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福特汽车公司依据这种思想,率先采用了流水线作业,使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高,使人类从此进入了大规模生产的时代。另一个典型例子是,“二战”期间的美国通过泰罗主义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生产出了比日本或德国更多的军火和战备物质,为美国获得“二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记得大学里读过一篇文章,作者是福特公司的工人。他从工人的角度讲述福特公司的流水线作业。在作者看来,流水线生产的效率很高,但工人的身心被流水线严重异化了。工人们终日站在不到一平米的地方,重复着单一的运作,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P96)所说,“专业化的工作,不要一个‘全人’,而只要人的一个肢体或器官”。

   1949年,美国课程专家泰勒出版《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被普遍认为是课程理论的重要奠基石。“泰勒模式”基于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和当时流行的行为主义心理学,追求“技术旨趣”和“技术理性”,通过“任务分析”把科学化课程开发推向巅峰。现代课程的理论基础是科学管理理论、逻辑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 ,其目标是实现“四化”——制度化、简单化、效率化和标准化。

    诚然,“泰勒模式”为课程带来了革命。不过显而易见,“泰勒模式”是基于生产管理的思想,即把工业生产的思想带入了教育。“泰勒模式”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隐喻:学校即工厂,教育即生产,学生即产品。可以说,“物化教育”开始于“泰勒模式”。或者说,学校中的“精细化管理”的思想基础始于“泰勒模式”。

然而,“精细化”是一种未经批判的管理思想。在波普尔看来,这种未经批判的常识理论只是一种“社会阴谋理论”。这些社会阴谋理论之所以大行其道,主要原因还是出在中国文化上,比如中国人不读书,不思考,缺乏理性。此外,中国的专制主义文化基因与“精细化管理”中的权力运作媾合后,使中国教育蒙上了极权主义的色彩。当然,中国目前的工业化进程,也在客观上促成了工业化思想的流行。

“泰勒模式”追求效率与控制,这要引发出另一个问题。教育有效率吗?我承认,教学有效率,知识传递有效率,而教育是否有效率却是应该商榷的问题。《管子·上篇·权修》:“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这便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出处。教育关乎学生终身,怎么可能有效率?教育的教化会影响学生一生,我们如何用效率来衡量教育?在看来,教学有效率的概念,而教育却没有效率的概念。所以,“精细化管理”只能提高教学成绩,而对教育却是没用的,甚至可能是有害的。

    1995,美国课程专家派纳出版《理解课程》,在课程领域开始了一场转换范式的“概念重建运动”,标志着后现代课程的开始。这场运动追求“解放旨趣”,运用各类话语体系对课程进行解读,对以“效率主义”和“技术理性”为特征的现代主义课程发起了猛烈抨击。它对师生进行了一场“解放运动”,彻底动摇了现代主义课程的根基。自此,世界课程领域开始从“开发”进入“理解”阶段。

这个“概念重建运动”,便是中国新课程改革的背景。新课改的许多新理念,都来自于这场后现代课程运动。然而,在时下的中国学校里,教师仍然为生产标准化的“镙丝钉”而忙碌。新课程改革对现状的改变,显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认为,中国完成工业化,完全进入后现代社会,大概需要30-50年吧。那时,中国教育才会真正有些改变。

出于对效率的共同追求,“精细化”管理常常与“军事化管理”相伴而生。在军队中,自由化显然是行不通的。一群自由散漫的士兵,打起仗来一定是一盘散沙。这样的军队,不可能赢得战争的胜利。对于国家安全而言,自由化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威胁。然而在文化领域,个性化却应该被视为是最高价值,因为文化领域关注人的精神生命,而个性化则是精神生命的典型标志。

当极权主义出现在校园里时,控制与奴役便无处不在。为了实现分数的效率,军事化的极权主义思维弥漫到校园的每个角落。如此一来,师生便全面地失去了自由和个性,最终成为了分数的工具。

用这种思维看待国家,同样可以解释。从上台之时起,希特勒采用极权主义政策,全面控制德国的社会资源,把每人强行纳入到极权主义的轨道上,几年之内便重振德国,并获得发动世界大战的实力。在中国教育里,也确实有学校通过“精细化管理”提高了分数,为生存赢得了空间。然而,这些校长却没有思考另一个问题:教育上哪儿去了?须知,当教学到达极限时,教育就没有了。教育才是最终目标,而教学只是实现教育的手段。

德鲁克曾说过,教育管理可以借鉴工业管理的办法。于是,很多人便将德鲁克的话作为“管理圣经”来加以运用。华东师范大学的赵中建教授还在江阴高中实验学校做过“学校管理体系与ISO9000标准”的研究实验,并将“成果”付梓出版。然而,我本人对此持比较谨慎的保留态度。工业生产的“精细化”管理,针对的是“标准件产品”的生产,然而教育则属于文化领域,文教应该是追求“自由与个性化”,而不是整齐划一。将工业管理的思想引入教育管理,这本来就有一个前提或隐喻——将师生作为“标准件产品”来加以生产。

民国时期出现的大家,在学校里工作时都是非常“懒散”,不仅拒绝批改作业,而且考试后不批阅试卷,便随意填写学生的成绩。然而,学校教务处也竟能默许这些现象。要知道,对于“精细化管理”的推崇者来说,这些现象肯定是不可思议,会被视为洪水猛兽。不过,正如大家公认的,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文化曾达到了一个历史巅峰。这该如何解释呢?我思来想去,认为正是那时还没有“精细化思想”,教师们才会显得非常“懒散”,也才会为人文主义在教育中留足了空间,学生的发展也才会个性鲜明,最终催生出了一个文化传奇。

当然,我并非认为教育管理不需要一点规范。然而,要求所有教师,无论年龄是20岁还是60岁,都必须认真写教案,这样的做法未免有点形式主义了。一位四五十岁的教师,已有二三十年的教学经验,对教学是非常熟悉的。他若把时间用来反思或读书,对教育工作更有益处——实际上,很多教师直接从网络上复制打印出来,用以应付“精细化管理”的检查,上课时根本不用这些教案——谁敢说这不是事实?那么,这些现象浪费了人力物力,对工作并没有带来好处,又有何意义呢?

就我本人而言,有人评论说,你到哪儿都是另类。跟一般教师相比,我确实有点另类吧。在我看来,最适合我的管理,就是对我什么也不管。当然,我这种人可能会让校长头疼,因为校长们普遍喜欢权力运作。然而,对于我这种高度自主和自觉的教师而言,校长的权力显然没有多大意义。

其实,文化引领才是学校管理的最高境界。文化有教育功能,教师越有文化修养,素质就会越高。所以,通过文化来提升师资队伍的水平,这才是学校管理的终极途径。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这里不便展开赘述。

目前,中国教育中出现了很多“新生事物”,其实很多都经不起检视。精细化、周考、军事化管理……..这些现象其实都经不起检视。让人惊讶的是,不学无术的校长们只知道跟风,完全没有自己的独立判断。

呜呼,中国教育大抵就是这样被一群庸人败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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