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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灵的冲动—我冲动故我在

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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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郑伟  

公民,教师,专栏作者,教育酷儿。长期徘徊于教育与学术之间。近十余年来出版有《教育苦思》、《疯人教育日记》、《教育生态学》、《重新发现教育》等书,《极权主义宝典》、《红色极权的黄昏》、《酷儿视域》、《教育奇论》和《坎南的救赎》五本书稿尚待出版。本博客的全部文字均属博主原创(除"他人眼中的我“和“引用”栏目外),版权属于博主个人所有,不得非法印刷。网友引用时请注明原文作者及地址,谢谢合作!欢迎媒体编辑采稿约稿! QQ:8205409 电话1388105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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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批改量带来的思考  

2017-02-18 13:58:54|  分类: 教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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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蒋经国

 

前几天,我跟教务处为作业批改量争执了几句。

这儿实行的是大周,每两周为一大周。每周从周一开始,一直上课到下周的周四才放假。也就是说,要连续上课十天,然后有三天的假。根据教务处的新规定,英语作业每十天必须批改七次,达不到则将受到处罚。

我却认为,一般情况下,一周有四次批改就差不多了。教务处解释说,这个七次是表面的,执行的时候却可以因人而异。这种策略是可行的。在班级教学中,我对班级也会有规定,比如说,每次作业必须完成,否则会进行惩罚等等。对于那些不认真学生,经常违反纪律的学生,我的执行力度会比较高,以抑制某些歪风邪气。然而,那些成绩优秀,平时认真努力的学生,偶尔出现没交作业时,我在执行制度时则会网开一面,不作追究。如此看来,教务处的规定似乎也有道理。

跟教务处不同的是,我规定的底线是每人必须完成的,否则就会有惩罚。这点不会因人而异。对于超过四次的教师,我若是领导,会另外进行表扬,给予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激励。

之所以这样提出,我还有更多的考虑。

四次作业量的要求在这里不算高,稍微认真的教师在正常情况都可完成。把要求提高七次,教师们就会有“被迫”的感觉。举例来说。若有同事结婚,本着情谊和关爱,我可能会主动提出送个红包。我这样做,是心甘情愿的。然而,假如同事这样跟我说:“我准备结婚了。你必须送我一个红包。”最终我也许还会送的,但听到这话我心里绝对不会舒服。一个乞丐在路边乞讨,我看到他比较可怜,可能会自愿地施舍一点。假如他对我说:“我很可怜的,我的日子很穷。你必须施舍一点,否则就…..”最大的可能性是,当我听到此话时,我会说:“滚远点!”

一般来讲,出于自愿才是可靠的和稳定的。教务处出于权力运作,要求多加几次,教师们心里便会产生别扭,开始在教学过程中动歪脑筋。比如说,一个单元的单词有30个。学生的基础若是很好,只需一次听写便可。基于学生的基础,为了保证教学效果,这儿的教师一般会分两次听写,然后收上来批改。这样做是基于教师对教学的理性判断。然而,为了不得不完成“七次”批改量,教师们可能故意将30个单词分成多次的听写来完成。这样做显然不符合学生的现状,其意义仅是“达到了”教务处的要求。

在教学过程中,我经常要求学生复习本单元的内容(比如单词),第二天我以口头的形式进行检测。事实上,这也是一种经常的作业形式。作业无非就是教师要求学生完成的任务,以实现特定的教学目标。英语在主体上不是理解性的学科,而是记忆性的学科。众所周知,记忆性的作业不一定必须是书面的。若只以书面作业来衡量教师的工作情况,就会显得有点单一。在最坏的情况下,这样的方式还会挫伤老师们的工作积极性。

从更深层次讲,通过权力运作来进行的无限繁琐的管理条例,必将使教师的人格出现异化现象。长期被权力束缚的教师,很难达到“自律、自觉和自主”的高度,因为自觉或自主跟权力的控制是相矛盾的。领导叫一声,他会动一下。领导若是不说,他便不会自觉地判断,然后去做些什么。为了培养学生的读书习惯,我自费为学生买了很多书,因为我认为读书可以弥补应试教育的不足,让学生从阅读中受到一些教育。我花钱为学生买书,不是因为我富有,也不是因为领导要求这样,而是我的理性告诉,这样做教育才会更好一点。更多的情况是,领导叫教师做点事,教师马上会问:“学校给我多少钱?”我曾听到过不少校长抱怨教师的素质太差,但真正意识到管理问题的校长却不多。

总的来说,中国的教师群体素质很低,这跟整个社会里的权力运作有着密切关系,而学校里的权力运作只是社会的一个缩影。总之,我始终认为,越是诉诸于权力的管理,越会将教师“物化”或“牲口化”,长期的权力运作必将使教师的素质更加下滑。

教师是人,不是物品,更不是牲口。在管理达到了基本要求后,学校领导应该更多地去思考文化领引的问题。文化引领属于柔性的管理,不是硬性的权力运作,却能在更高层次上打造出一支优秀的员工队伍。凭着多年对教师群体的观察,我发现教师们的生命意识尚未觉醒,但他们却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在这种现实条件下,优秀的管理一定要具有深刻的人文关怀,一定要关注教师的内心,提升他们的生命层次,构建起他们的精神世界。单纯靠权力的管理,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仅能做到勉强维持现状。越是被“物化”,教师越不可能产生自律、自觉或自主。

在老子的《道德经》中,有很多治国高论。第十七章说:“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意思是说,最好的领导者,老百姓觉察不到他的存在;次一等的领导者,人们亲近他,称赞他;再次一等的领导者,人们害怕他;最次一等的,人们怨声载道,公开地或暗地里轻侮他。以权力运作为核心的,以处罚为辅助的管理,最多达到第三级水平——担心达不到作业批改而受处罚,教师对领导可能会产生惧怕的心理。惧怕完全可能演化为第四级水平的怨声载道,人们在各种场合嘲笑或辱骂领导。

白岩松曾提出过自己的“白氏理论”:“任何一个单位,只要到了开始强调考勤、打卡等纪律的时候,一定是它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因为一个走上坡路的单位,人人不待扬鞭自奋蹄。”为什么人人能够不待扬鞭自奋蹄?那是因为人人努力工作,不是出于权力的压制,而是出于内心。教师必须跟学校谈待遇,但这并不说明教师只是非常物质化的“经济人”,没有一点精神追求。因此,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必须思考如何让管理走入教师的内心。

基本这些思考,我才对权力运作产生一种本能的警惕。我若是管理者,我会为教师划出底线,比如不能无故缺课,不能跟学生谈恋爱之类的。我会叮嘱教师们千万不能踩踏这些红线,否则我将坚决使用我手中的权力。若是在教务处,我也会制定一些关于作业批改的规定,但这仅是底限的要求。教师达到这些管理底限要求后,我会去更多去思考柔性管理的东西。

19869月表示,蒋经国将解除实行38年的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928日,台湾第一个反对党民进党成立,当时台湾情治部门立即呈上“反动分子”名单,劝政府镇压。但蒋经国未批,说出了一句广为流传的经典名言:“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1010日,蒋经国发表要对历史负责的讲话,宣告台湾开始从专制时代进入民主时代。此事为蒋经国在历史上赢得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管理的角度来说,专制的管理是依靠权力运作的典型。中国人表现出来的“自私、冷漠、不负责任”等国民性,无不跟历史上传统的专制管理有着密切关系——在被权力代表后,民众就不会去思考、判断和负责任。国家治理是宏观层面上的管理,跟学校的微观层面上的管理应该有相通之处。

当然,即便将来做了领导,也许我也会难进入管理的理想状态。但是,我至少知道,那才是优秀的管理,我应该朝着那一方向努力。

凭借着我对教育的认识和理解,凭借着我的理性判断,只要教学需要多少次作业,我便会自觉去做。但是,“七次”若是出于权力,我心里总是不愿被迫去做什么。对于权力运作可能会给我带来的异化,我一直比较敏感和警惕,所以才会跟教务处争执了几句。

我一直希望,我能平静下来,按照我的理解去做教育。然而,整个社会非常聒噪和功利,甚至学校也充斥着蜩螗沸羹的喧嚣。这些年来,我到过几所学校,但没有发现一所比较平静的学校。

也许,我永远找不到希望的那种学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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