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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灵的冲动—我冲动故我在

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

 
 
 

日志

 
 
关于我
郑伟  

公民,教师,专栏作者,教育酷儿。长期徘徊于教育与学术之间。近十余年来出版有《教育苦思》、《疯人教育日记》、《教育生态学》、《重新发现教育》等书,《极权主义宝典》、《红色极权的黄昏》、《酷儿视域》、《教育奇论》和《坎南的救赎》五本书稿尚待出版。本博客的全部文字均属博主原创(除"他人眼中的我“和“引用”栏目外),版权属于博主个人所有,不得非法印刷。网友引用时请注明原文作者及地址,谢谢合作!欢迎媒体编辑采稿约稿! QQ:8205409 电话1388105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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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读书笔记  

2018-06-29 15:04:08|  分类: 笔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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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

金观涛 法律出版社 2015

历史的巨镜

金观涛 法律出版社 2015

1、实际上,理性包含三个层面的要素:目的、手段(工具)、评价方式。所谓工具理性不包含目的,不是指一般的目标,而是人生的终极目标和意义。也就是说,工具理性是指终极关怀(例如对上帝的信仰)与理性表现出二元分裂的状态。P9-10

2、只要到十七世纪,西方发生终极关怀和理性的二元分裂,两者呈互不相干的状态,理性才可以稳定地成为科学、技术、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基础,不会对信仰和道德造成颠覆。P10

3、组成现代社会的最基本单元是个人,组织机制是契约(法律也可以归为契约);而传统社会是有机体,为认同某种共同价值(例如宗教或某种终极关怀)的社群,文化和血缘等天然有机的联系比契约在社群上起着更大的作用。P15

4、(在古希腊)公民被单纯地归为参与法庭审判和行政统治的人…..公民根据道德(它规定了每个公民权利和对城邦的责任)参与统治;在这种强调道德责任的组织原则中,唯有公民才具有这种道德和能力,故组成整体之最小单元(部分)只能是公民。P20-21

5、霍布斯邦说的双元革命,一个是指从美国起步的工业革命,另一个是法国大革命开始席卷欧洲摧毁旧制度的社会革命。双元革命证明了现代社会结构的建立和生产力超增长的内在联系。事实上,正是法国大革命的冲击,导致基督教世界向民族国家的转化,一方面是现代价值在大革命中传播,另一方面是欧洲抵抗拿破仑入侵民族主义的凸显,在法国大革命的带动下,不仅是欧洲甚至是拉丁美洲都爆发了民族独立运动。原基督世界终于变成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现代市场经济推广到整个欧洲,并在国际法之下把全世界都包含进来,故现代化一定是全球化。P24注释

6、基于现代认同,独立的个人才能建立政治组织,并立法保障契约社会。当没有这种凝聚力时,经济的和社会的契约组织得不到法律保障,亦不能互相融合;这时,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是不可能成为实际存在(不断扩张)的契约组织正当性基础的。用系统论语言讲,现代认同是实现现代价值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耦合的前提。P28

7、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这两种价值之所以代表了现代性,这是因为它们可以为市场经济不断扩张和科技无限运用提供价值动力和道德上的正当性。…..只有实现观念系统和社会系统的耦合,它们才成为社会制度正当性基础,无穷无尽的生产力才被解放出来。….所谓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正是指民族认同使得现代政治(契约)共同体得以形成,它通过立法保障私有产权、市场经济以及现代代价的主导地位,以使社会契约关系可以互相整合并不断发展。P27-28

8、马克思典范将现代价值起源归为意大利文艺复兴,而韦伯典范则主张现代性起源于新教伦理。吉尔森(E.Gilson,1884-1978)指出,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本为孪生现象。在某种意义上,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从不同方面刻画了同一个过程,这就是理性与信仰的二元分裂。P35

9、新教徒不仅实现了理性和信仰的二元支持者,也就是说,现代价值的所有要素差不多都可以在新教中找到。否则我们便不能理解,为什么最早的现代社会(荷兰和英国)都是新教国家。P36

10、法律可以分为两大类:来自上帝的自然法和由立法者制定的人为法。自然法既然是来自上帝的法律,它必定是普世的和超越国界的,它所规定的权利是每个人都享有且自然合理的。P41

11、吉莱斯皮(Gillespie)详细论述过种来自唯名论的本体论个人主义对西方现代思想的形成,在三个方面发生持久影响。第一,从此之后寻找真理不应在如何由共相推出个别即修辞学和三段论的语言分析中花费时间,因为共相不是真实,而就转向自然界。这种观念促使实验科学之兴起。第二,唯有个体才是真实的这一观念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发挥,个人生活即私人领域的意义和正当性得到确立,它和自然法结合形成了个人权利和隐私等近代观念。第三,它直接促成了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唯名论相信上帝的无所不能并通过其意志创造了每一个具体之个体,这样一来和上帝的沟通可以依靠个人单独进行,大一统教会不再是必不可缺的中介。这正是新教的基本理念。P44

12、拜占庭作为罗马帝国在东部的延续,完整保存了古希腊罗马文明的遗产,为什么没有发生教皇革命的事件,把古罗马以及古希腊的理性主义纳入东正教?法律革命实为教会独立于世俗权力并为此找到正当性根据之结果。在拜占庭帝国,教会一直处在皇帝和官僚机构严密控制之下,并不存在建立独立于世俗权力的统一教会并为其寻找正当性根据的问题,而西欧教会之所以可以用罗马法为根据,摆脱世俗权力的干扰获得独立性,首先缘于西罗马帝国的崩溃。P46-47

13、《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论证了在三角均势下,只要诸候力量不断减弱,一定会出市民力量和王权力量的势均力敌状态。这两种力量在十七世纪转化为辉格和托利两党。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就辉格党而言,政党存在的目的是要把国会当做一种制衡王权的机制,而对托利党而言,政党的目的是在维护原本确立的机制,尤其是君主制度。”换言之,三角均势中封建诸侯力量随市场经济和王权强大而消失,最后导致议会政治中两党制的起源。P53

14、欧陆理性主义之所以和英美经验主义不同,主要是因为它将现代价值与天主教和整个旧制度对立起来。当理性可以推翻旧终极关怀时,它必定也可以推出新信仰,这就是理社论。个人权利和天主教对立中转化为自由、平等、博爱。反对旧专制的社会契约论必定注重公共意志,即卢梭式而非洛克式的。除了法国启蒙精神更注重颠覆旧制度的积极自由外,由于个人权利是通过和整个旧制度对立而表达出来的,故法国启蒙精神比苏格兰启蒙运动更注重平等和作为彻底变革“革命”的意义。P54注释

15、工具理性和其他现代价值在法国的确立,和新教国家没有本质不同,无非它是通过激烈反传统达成而已。P55

16、超越突破,即人获得这样一种能力,当他面对生死问题或社会组织解体时,不得不从社会中走出来,寻找独立于社会和组织的价值或意义。换言之,作为“退而瞻远”的“超越”,其中“出”是从社会中走出,“远瞻”即是把意向性(意志)指向独立于社会组织之外的价值目标。一旦实现超越突破,其他社会价值就可以建立在这一价值上面或处于该价值反思及笼罩之下。P61

17、超越突破的第一种类型是依靠外在神秘力量追求此世之外的目标,这就是通过对一神的皈依达到救赎的目的。它最早出现在希伯来宗教中,故亦可称为希伯来超越突破。犹太人把自己视为上帝的选民,犹太教为最早的救赎意志。在犹太教中,对一种的皈依是跟犹太民族的特殊性连在一起的,它只是犹太人专利。基督教克服了这一限制,任何人只要相信耶稣,也可以达成救赎。故基督教实为救赎的普世化。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差别,除了普世外,还在于基督教比犹太教更出世。或者说,基督教基本上对此世界是没有兴趣的。….在西方,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为不同形态的终极关怀,其终极关怀内容不同,但其超越视野一脉相承,我们统称之为希伯来的超越精神。这是超越突破的第一种基本形态。

第二种类型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达到离开此世的目标,它表现为寻求解脱的意志,亦称舍离的意志。这种超越突破最早出现在印度文明中。婆罗门教把宇宙视为由不同的解脱等级组成,人通过此世的修行,可以在下一世相对解脱上升到更高的等级。本质上讲,依靠自身的能力(而非外在力量)达到彻底的解脱,为印度宗教不同于西方救赎宗教的特点。印度宗教形形色色,差别仅在于对解脱的界定不同。P62注释

18、第三种类型是依靠外在力量(标准)追求此世的价值目标。这就是以“正确”或“对”、“正义”(right)为生命的意义。….自从柏拉图把知识定义为必须经某种人以外的标准鉴别才能判断的正确信念之后,古希腊哲人的探索就代表了超越突破的第三种类型。我们称之为信知的意志。我们知道,古希腊哲人把追求知识作为终极的实践道德理想,就是纯化向善的意志问题。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不是这样看。他们认为关键在于人不知道什么是善;一旦认识到什么是善,当然可以做到善,即道德是从认识推出。也就是说,终极价值为追求知识,而且作为知识的“善”,其“对”“错”的基础是“真”“假”,是要透过外部规则(如是否符合合理性)来检测的,检验过后才能知道它是否属于善。

 第四种类型是依靠人自身(内在就具有的能力或标准)追求此世的“正确”“正当性”。人依靠自身内心的感受就能判别的(行为)正当性只有是善。为什么这样讲?善可以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道德黄金律来定义。请注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讲的正是每个人利用内心标准判断何种行为“对”。它和用外在标准来神意或自然法则(包括法律),知识去判断何种行为“对”(我们将其称为“正义”)是不同的。故超越突破的第四种类型,可以用向善的意志或追求道德来代表,这就是中国儒家文化。P63注释

19、宗教改革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将蕴含在经院哲学批判思想中的唯名论超越出少数哲学家的圈子成为普遍思想。十六世纪的新教徒和十七世纪所有的自由主义哲学家均是唯名论者。P66注释

20、宪法既然是规定国家与国民(组成民族国家的每一个个人)关系的基本原理,它必须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保障基于个人的三大现代价值不受政治共同体的损害,使它能成为现代社会制度正当性最后根据;二是阐明个人如何组成国家;三是明确宪法形成之方法。P68

21、潘恩:“宪政不是政府的行为,而是人民建构政府的行为。”,即“宪法是先于政府的,政府只是宪法的造物。”P68注释

22、在西方现代政治理论中,民族主义这一理念通常包含三个逻辑上互相联系的部分。第一是民族认同的符号,即怎样规定“我是谁”,或民族(组成同一国家即主权的拥有者意义上的“我们”)如何界定。国家组织范围和规模一旦明确,民族国家是这些人互相制订契约的结果。这样就得到有关民族主义的第二个论断:由某一认同符号规定的群体(nation)构成同一性政治组织实体——国家(state),即西方民族主义论述中nationstate指涉通常互相重合。或者说一个民族有权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而且这种共同体的形成既然是基于其成员的契约,即自愿交出某种权利以形成国家主权。故民族主义通常的包含第三个要素,这就是民族自决,某一个民族可以用全体公决方式以决定是否建立独立的国家。P69-70

23、存在两种类型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第一种类型民族国家大多限于现代性发生社会,其民族认同之形成,基本上是一个自然过程。第二种类型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建立则是在最早完成社会现代转型国家冲击下发生的。它不需要依靠来源于加尔文教彻底个人主义式的对统一共同体之主观认同,只需要利用现有的政治权威,斩断终极关怀和原有政治有机体之联系(工具理性随之出现),或用民族主义作为政治和社会制度(它们可以是学习的产物)的正当性基础,进行立宪实行宪政即可。这是一个比现代性发生社会更为迅速地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P75-76

24、马克思典范和韦伯典范都看不到的关键性要索,这就是学习现代制度必须先在观念上确立其正当性。….所谓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就是化解现代价值系统和传统文化终极关怀的冲突,为学习制度寻找正当性根据。….在那些现代性起源的国家,现代制度正当性的根据是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这些现代价值的形成源于古典希腊理性主义和基督教的结合,经历了宗教改革或启蒙运动漫长的历史演化,它们并非是市场经济扩充的自然产物。P77-78

25、北美的移民主要是新教徒,而征服南美的是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使得南北美在社会现代转型中的定位完全不同。美国属于现代起起源国家,南美则为由殖民而形成的传统社会。因新教徒绝对的个人主义,他们互相认同建立政治共同体时是完全排斥本地土著的,故土著在美国认同形成中没有地位。南美则完全不同。同样作为殖民地,因天主教接受等级制度,故南美转化为一个由土著和殖民者共同组成的等级社会。P78注释

26、要引进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作为正当性,就必须解决它们与西方文明原有的信仰和道德是一种什么关系的问题,化解冲突。如果该问题不解决,引进的现代经济政治制度不仅不可能生根,而且会导致原有社会崩溃。P79

27、只要民族主义兴起,认同结构之巨变同时会引发工具理性形成。也就是说,一旦民族主义为政治制度提供正当性并实行立宪,个人权利等现代观念就可以随着民族独立被引进,与此同时,还意味着终极关怀退出政治社会制度正当性论证,这通常亦是工具理性之形成。P79

28、印度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甘地和真纳的分道扬镳,分裂为信奉印度教的印度和信奉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P80注释

29、日本社会现代化转型之迅速,可以归为日本传统中本来就潜藏二元政治结构,作为国家象征的天皇和具有实权的幕府将军。天皇背后的文化观念是神道,而德川幕府政治合法性基础来自中国的程朱理学。但早在江户时代,气论对朱子学的解构产生了日本独特的儒学——徂徕学。徂徕学中,已发生了政治理性和道德的二元分裂,国学更把天皇视为至高无上。明治维新时期,我们可以看到表面上互相对立的过程,一是王政复古,二是全面向西方学习。这正好揭示了日本能迅速实现社会现代转型的机制:理性和终极关怀(神道和儒家道德)的二元分裂,一方面使得日本可以迅速学习西方制度,同时通过王政复古来建立君主立宪的民族国家。P82

百度:荻生徂徕(1666-1728)是日本德川时代中期的哲学思想家,古学派中的萱园学派(又称为古文辞学派)的创始人。日本进入德川时期后,朱子学逐步成为统治阶级的强有力的思想钳制武器,并在封建体系强化的过程中逐步成为官学。随着德川统治的稳固,社会进入安定期,社会的稳定和生产力的提高推动了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以自由为形态的商品经济促进了社会意识形态领域自由之风盛行,受各种思想、学派的冲击,朱子学地位急剧转下,并促使了徂徕具有特异性的思想的形成。徂徕[ cú lái ]

30、日本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其前提是天皇(加上国学和神道)为民族认同符号,以及用民族主义(日本主义)实行立宪。由于明治时期的政治理性是与儒家道德的神道分离的,所以它可以迅速接受西方价值,成为引进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的正当性根据。P83

31、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来源(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代表了对工具理性的否定,第二个来源(英国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继承)则记录了对个人权利为正当性最终标准的怀疑,以致形成全盘颠覆性的理论,而第三个来源则刻画了对社会契约论和民族认同的批判和取代。P88

32、康德的代表作《纯粹理性的批判》用哲学分析指出理性的能力和局限,建立了信仰(道德)与理性(科学)二元分裂(也是为工具理性提供正当性)的现代哲学体系,故康德是属于对现代性进行阐述和论证的哲学家。P89

33、从十七世纪到瑞心物二分的理性主义一直是西方现代哲学的主流,它实为西方大传统对科学革命的回应。它有两种形态。一是欧陆理性主义,笛卡尔哲学即为早期形态。心特二分二元论的另一种形态,就是英美的经验论。经验主义认为理论来自于经验,道德信仰不能由理性推出,该原则保证了终极关怀和理性的二元分裂,是工具理性得以成立之基础。英美经验主义以洛克、贝克莱和休谟为代表,它和怀疑论的成长紧密相连。而在欧陆理性主义中,只要主张信仰、道德可以从理性推出,工具理性即开始破坏….在某种意义上,十八世纪康德哲学对启蒙思想的再表述,可以看出在心物二分二元论上肯定工具理性。康德哲学力图对经验论和欧陆理性主义作综合,对理性和信仰的二元分裂作了观念论的证明。P89注释。

34、只要认为理性并不构成现代心灵之本质,就会主张对人的意志、情感和理性作一元论的把握,它构成西方浪漫主义的主调。浪漫主义诉诸个人情感和直觉。洛夫乔伊(Lovejoy Arthur O Arthur Onchen,1973-1962)指出:浪漫主义是对进步信仰的反动,主张四到“自然主义的人文主义”,以对抗理性主义和机械唯物论。浪漫主义在1810年到1930年达到高潮。它在英国的代表人物雪莱、拜伦和济慈。必须注意,浪漫主义在德国和在英法的情况是不同的。德国自狂飙运动开始,就认为个人情感必须以文化为载体,故它是和集体性认同符号(如民族认同)相联系,这使得浪漫主义可以和文化民族主义结合,形成浪漫保守主义。二十世纪初保守的浪漫主义和唯意志论结合,为法西斯主义准备了前提。P90注释

35、黑格尔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回到新柏拉图主义,但它是一种和托马斯主义完全不同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思想。它之所以产生,这是因为德国在宗教改革之后一直没法建立统一的现代社会,唯有文化民族主义才能实现现代价值和社会耦合,一旦精神成为先于世界之存在,民族文化作为精神之载体,民族国家也就可从作为理性之最高实现了。P91

36、一旦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只是物质世界的反映,马克思就立即可以将黑格尔辩证法颠倒过来,系统地把黑格尔对工具理性否定之辩证法和唯物论的结合,建立了辩证唯物论哲学。P92

37、古典政治经常一直是和自由主义共同成长、互相交叉的。洛克、休谟是自由主义哲学家,亦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奠基人。个人权利为正当性最终标准,本具有双重含义:第一,和自然权利相对应的自然法是来自于上帝的规定,它和自然法则等价;第二,拥有自然权利的个人就是理性的和追求自己利益的个人。这两个原则转化为市场经济正当性之论证就是经济自由主义。P92

38、马克思将黑格尔辩证法颠倒过来,用矛盾斗争,否定之否定作为解释宇宙演化的法则,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然后将这种物质发展观运用到人类社会,得到历史唯物论和阶级斗争之理论。历史唯物论主张经济决定论,认为人类的经济在不断发展中。政治和文化只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它们必定也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然后,马克思用唯物史观来解剖资本主义社会,这就剩余价值论。它是论证现代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之根据;最后推出科学社会主义,即经过无产阶级革命,一个完善的共产主义社会就会来临。P96-97

39、只要认真思考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就会发现辩证唯物论、经济决定论和剩余价值说之间并无逻辑联系。因为从辩证唯物论推出经济论,需要一个前提,这就是把经济等同于物质。而这只是语言含混带来的模拟。从经济决定论进一步推出剩余价值说必须依靠劳动价值论,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并不正确。马克思主义使用了黑格尔哲学方法使得其论证含混,推导具有任意性。换言之,正是由于其逻辑的不严密,使人们觉得三者组成一个能解释一切的体系。P97

40、马克思主义在何种情况下才能转化为追求另一种现代社会的实践?我们认为,它通常有两个前提:一个是前面讲过的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发生社会整合的解体,另一个为存在用意识形态(或准意识形态)整合政治社会的传统。在轴心文明中,东正教的俄罗斯帝国和以儒家伦理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中国都具备这两个条件。P99

41、对于俄罗斯宗教来说,由于真理已经被揭示,而且只能通过虔诚和苦行来接近,故西方经院哲学是没有意义的。正如赫克所说:“因为无须再发现新的真理,自然不再需要改变。…..俄罗斯教会不像西方教会,它没有发展任何世俗学问的研究机构。”(赫克《俄罗斯的宗教》,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会 1994年版)P104注释

42、本来东正教是沙皇统治的正当性基础,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必须实现政教分离。为了强化统治的正当性,只能将沙皇专制的合法性完全基于泛斯拉夫主义。这产生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即任何斯拉夫民族的解放都有俄国有关。也就是说,以解放斯拉夫民族为名的对外战争,亦成为展现俄国民族主义、巩固俄国成为第二种类型民族国家必要的证明。俄国内部社会整合危机越深重,沙皇越需要在捍卫泛斯拉夫主义的对外战争中凸显民族主义,为社会整合提供凝聚力。P112

43、十月革命确立苏维埃政权,本质上是用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正常以(其成员主要为知识分子和工人)组成官僚机构、统率军队先锋先整合社会中上层,然而再深入农村,并再次利用传统农村的有机体(米尔制度的复活以及它的变构即集体农庄)实行社会整合。P113

44、在某种意义上讲,列宁主义可以说是俄国传统社会整合危机之产物。它亦代表了俄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摆脱东正教后,从民粹主义走向虚无主义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最终阶段。从1840-1917年,俄国知识分子阶层可以分以分成四代。1840年代为第一代,代表人物是赫尔岑,他们本身为贵族,反对沙皇而倾向于民众,鼓吹农村公社的优越性。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第二代,代表人物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来自大学、文艺界,相信民粹主义,并开始走向虚无主义。

弗兰克《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二十世纪一十年代知识分子极强的道德主义)只是其虚无主义的表现和反映。当然依照严格的逻辑,从虚无主义中只能推导出道德领域的虚无主义,即反道德主义…..但是,如果在这点上作一次逻辑飞跃,如果设法在心理上从利己主义达到利他主义,从关心个人的自我达到善心大家或者多数人的基本生活资料….那么只有道德主义才能成为这种信仰。”

“虚无主义的道德主义是俄国知识分子精神面貌的最基本最深刻的特点:从对客观真理的否定发出对他们(“人民”)主观利益的社会化……因此人应当做的只是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献给大多数人的命运之改善,拒绝这一点的一切人与事都是恶,都应当无情地消灭——这就俄国知识分子的一切行为和评价所遵循的古怪的推理链条,它在逻辑上缺乏根据,但在心理上却是紧紧衔接的。”

“对此最适当的表征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概念会将上述精神气质的三个基本特征联为一体,即虚无主义的功利主义…….反文化倾向,企图把所有人都变成‘工人’,为了在实现道德要求中的普遍平等和团结而把最高需要压缩到最小极限。俄国知识分子就其伦理本质而言,从大约七十年代至今都是顽固不化的民粹主义者:他们的唯一是多数人的幸福,他们的道德是为这一目的服务,伴以禁欲主义的自制和对自己的价值精神需要的憎恶和鄙视。”P114注释

45、中国知识分子拥抱马列主义,亦是基于革命乌托邦的理想,而革命乌托邦本身是对宋明理学的价值逆反。在马列主义被中国人知晓之前,中国知识分子早已把世界大同视为现代民族国家进一步演化方向。也就是说,凡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将其转化为建立新社会实践的,都是因该社会组织和文化深层结构中存在独特的与马克思主义相似或可亲和的要素。P133

46、反犹主义是将对资本主义的厌恶汇入二十世纪畸形种族主义的结果,它导致对犹太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P136

47、法西斯(fascio)一词,源于拉丁文,其意义为“一捆”;延伸到政治,指一种和西方本作为选举机器和议会政党不同的紧密结合的团队。P138

48、(布热斯基)极权主义有六个特点:1.以某一种超越法律之上的意识形态进行统治,意识形态提供了全社会生活的目标和意义;2.信仰意识形态的核心分子(不到总人口的十分之一)组成一个政党,领袖独裁,一党专政;3.国家用秘密警察进行恐怖统治;4.人民的通信工具为党和政府所垄断 5.军备和武装掌握在党和官僚手中 6.中央控制经济活动。P139

49、法西斯主义为现代价值系统中抽取个人权利后工具理性和种族主义的畸形结合,代表了现代性的黑暗面。而马克思主义源于对现代价值系统的批判,虽然它亦不把个人权利作为新社会建设的基石(这必然使得社会组织形态表现出极权主义的特征),但平等一直是其基本要求。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力图克服现代性的黑暗面,追求一种现代社会之后(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理想社会,这和畸形种族主义有本质不同。P140

50、表面上看,用科学证明世界是物质的,再从唯物论推出了唯物史观,最后得出共产主义理想(人生观),是科学主义对新道德意识形态的建构。实际上,中国式科学观的正当性来自于现代常识理性,背后是一种常识建构程朱理学同构牟过程。“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的马列主义具有类似于程朱理学结构的道德理想主义,这是中国人新的终极关怀。而三民主义则是建立在现代人之常情之上的新意识形态。现代常识理性中存在现代常识不可怀疑以及现代人之常情合理两大基石,它们构成了论证道德意识形态正当性的最终标准。P149

51、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现代常识理性之上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解魅只是导致意识形态结构的变化而不是全盘崩溃。如前所说,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是把基于科学常识之上的共产主义理想放在道德境界层面,再在人之常情层面之上建立了可以遏制常识个人主义的无产阶级道德品质。一旦境界层面的革命乌托邦解体,中国的历史唯物论就可以迅速转化为科学主义之上的唯生产力,而在现实道德层面无产阶级立场的消失使得常识个人主义膨胀。建立在现代常识理性之上的常识个人主义是一种关系的个人主义,只要中国放弃了计划经济,科学主义推出唯生产力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用于检验政策是否正确,促进经济增长的绩效成为各级官员的目标。在推行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市场化改革中,常识个人主义又为个人追求的利益提供了正当性,这一切使市场经济扩张获得巨大推动力,中国出现了经济的持续超增长。P151-152

52、史学界有长十九世纪和短二十世纪的说法。所谓长十九世纪指的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百多年….为现代社会结构的形成和第一次全球化。而短二十世纪是指“一战”到1991年七十多年间,….现代社会结构运行中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如第二层面稳定性被民族国家之间的两次世界大战破坏;在第一层面,大萧条暴露了个人权利的不可欲性。P153-154

53、探索到的第一个教训是,如果否定个人权利,仅用工具理性和民族主义建立现代社会,结果是法西斯主义。…….另一个教益或许更为深刻。这就是:对现代价值系统的批判无论多么重要、有理,但单凭批判和否定是不能建立超越现代社会缺陷的新社会的。P154

54、人类在坚持个人自主性作为社会制度正当性最终根据的同时,还必须把个人能力与后天条件看作并非必然和个人的自主性相连的。这样,从个人自主为正当可以推出现代社会仍是契约社会,但仅仅立约者的同意并不能保证契约是正当的,还必须考虑立约的前提,即它必须符合正义原则。这一切在实践上表现为政府对市场分配的干预,并用宏观调节来克服市场机制的局限,建立福利制度以保证人的基本生存条件,等等。P155-156

55、当把个人权利作为正当性基础的时候,就无条件地肯定了私有产权和市场分配的正当性,而对自愿达成的契约进行任何干预和审定都是不正当的,这是古典权利自由主义的基本精神。现实,契约既然建立在个人自主性而不是个人权利之上,经济自由主义被政治自由主义取代。普遍的契约论变成有条件的契约论。如必须假定无知之幕的存在(人在立约时对自己能力和后天条件一无所知),从而使得社会契约不能越出正义的框架,等等。这就是罗尔斯的巨著《正义论》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它通过有条件的契约论得到差异原则,即经济不等的增大只有当对市场中最弱势群体有利时才是正当的。P156

56、一个由越来越细专业构成的没有思想的知识体系和由一个个孤立的只有欲望(和实现欲望的权利)没有灵魂的人组成的社会是同构的。当大写的人消失时,沟通的理性只是肉体欲望互相投射的幻象。P160

57、汤因比:“在一个人短暂的一生里,某一个历史学家的个人贡献对于知识的巨大而不断增长的洪流来说,只不过是小小的一杯水。但是,如果他能鼓舞——或挑动——其他学者也来把他们的那几杯水也倒进去,那么他会感觉到真正完成了他的任务。”

58、当我们对任何一项复杂的事物进行整体研究时,寻求终极原因往往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对社会这样的大系统的每个具体环节,我们都能区别原因和结果,但把这些原因结果无限追溯下去,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循环。正是因为存在这种循环,系统才表现出自我维持的能力。P182

59、经济结构虽然是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基础,但是如果没有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对它进行维系(调节),为它提供条件,单靠经济结构本身并不能维持稳定。这三个子系统是互为因果的,总体上构成一个封闭的循环圈。我们把它称为社会结构调节原理。P183

60、中国传统社会保持地主经济的稳定有两个重要的前提。一是国家政府的调节作用。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总是制定各种法令,限制地主豪强把农民变成“私属”;并依靠强大的官僚机构推行这些法令政策,保持地主经济的稳定性。….政府的巨大调节力量使中国克服了西欧封建社会和其他一些封建国家中普遍出现的自耕农农奴化倾向,保持了地主经济的稳定。…..土地买卖防止地主和农民之间出现“硬化”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地主对土地的占有权和对农民的占有权分离开。……土地买卖这一现象也是和政治结构对经济结构的调节相联系的。首先,土地买卖依赖于相对发达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发展要依靠国家政治结构的作用,要以大量城市的存在为条件。如果国家不以超经济力量建立众多的郡县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碰到障碍。而且,土地买卖时穷民之所以能从土地转让中游离出来,也是以政治结构限制地主占有农民人身为前提的。因此,中国传统社会保持地主经济的稳定离不开大一统官僚政治的调节作用。P185-186

61、印度社会结构最明显的特点是种姓制度,每一个村社会中都存在四个种姓。婆罗门是最高种姓,掌握着宗教事务。刹帝利是第二种姓,是武功阶层,婆罗门和刹帝利不参加劳动,却享有村社中大片土地的所有权。….吠舍是第三种姓,包括耕种自己土地的自由农民和工匠、手艺人,他们村社居民中的大部分;首陀罗是第四种姓,他们的身份相当于奴隶。P189

62、公元前一千年前就形成的婆罗门教,由它演变来的印度教是印度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婆罗门教认为人的一切痛苦和幸福都是注定的,四种种姓分别来自于普鲁沙神的口、手、腿和脚,因而种姓划分是命中注定、不可改变的。P189

63、希波战争结束后,当时雅典在希腊世界中拥有了最强大的海军。海上霸权使它有能力把黑海和地中海的贸易集中在自己手里。…..军事力量最强大还为雅典提供了大量奴隶,保证了各个工业部门有足够的劳动力,这也是工商业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P191

64、梭伦变法禁止雅典人变成奴隶,赋予平民的政治权力越来越多,军队从自由民中吸收的人数一天天增加。特别是伯里克利改革以后,所有参加政治、军事活动的人都有了薪俸,生产劳动是奴隶的事。雅典人从直接的生产劳动中摆脱出来,专门从事政治文化等活动。P191-192

65、当各个不断变化的子系统组成大系统时,为了保持整体的稳定,必须要求子系统相对稳定。这就要求子系统之间能够相互调节,彼此控制那些破坏性的变化趋势。否则,任何一个组织都会被子系统内部的变化之火所焚毁。这就是社会结构调节原理的哲学基础。P 194

66、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这两个现代性的核心价值互相结合,形成了现代社会的组织原则,这就是社会契约论。所谓社会契约论即把所有社会组织看成个人之间契约的产品。P14

67、哲学家赫德歌颂人民,夸大伯克气质的独特性,强调德国特殊而优秀的文化。他主张民族应该像个人忠诚于自我那样忠实于民族文化。进而浪漫主义思想把民族想像成一个大个体,一个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独特个体。这样,浪漫主义直接促使德国把本民族历史文化当做认同和忠诚对象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形成。P73

68、费希特提倡主体(包括理性、意志和情感)的主观精神论。谢林进一步将费希特的主观一元论转化为客观的精神一元论。黑格尔继续顺着这一条思路,建构出精神不断自我发展,以民族国家建立为理性最高实现的宏大体系。显而易见,只要把外部世界视为人控制和改造之对象,世界就可以看做精神之实现。黑格尔正是基于这一点提出了他的绝对精神自我实现说。…..“黑格尔主体理论是一种自我实现理论。因此,它是彻底反二元论的。”既然终极关怀可以从精神推出,理性和信仰再次达到统一。因此在黑格尔哲学中,康德哲学的基本精神(对工具理性的肯定等)已被颠覆。P89-91

69、十六世纪德国的封建社会处于一种特殊的状态。一方面是封建制度衰落,城市和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市民力量壮大起来。另一方面是缺乏王权的中介作用,诸侯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农村中有大量处于处于赤贫状态的贫雇农,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王权衰落失去了与教会抗衡的力量。教会的掠夺与诸侯强大成正比。正如马克思所说:“宗教改革以前,官方的德国是罗马最忠顺的奴隶。”教皇对德国的掠夺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结果,这一切造成了欧洲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宗教改革和农民起义。P292

70、实际上,后来德国经济和政治结构的转化是在特殊条件下实现的。经济上,在强大的外来压力下直接从农奴制过渡到资本主义的。随着容克地主转变为资产者,农奴转化成了被雇用的农业工人和工人。没有经过英法那种先转化为自耕农,再转化为雇用工人的过程。政治上则是通过民族主义实现了统一。因此,后来的德国具有强烈的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色彩。P293-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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